“量刑运算化”理念之提倡——以实现量刑结果可验化为目的

“胡斌飙车案”作为研究量刑制度比较典型样本的意义在于，该案揭示出了：社会各方对案件判罚结果之所以发生冲突，归根结底是双方对于量刑结果的“求解”过程存在分歧。这也反映出在当前量刑机制中，推行量刑的“运算化”实有必要，即由过去粗放式的“估堆”量刑转变为精细化的“运算化”量刑，使量刑过程由“可言”向“可验”转变，由此使量刑结果可供刑事诉讼当事人共同验证，进而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对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缺陷的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监督制度设计存在着一些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存在着立法职权与立法监督权交叉的矛盾;军事法规与军事规章还没有完全纳入立法监督体系之中;错位监督;立法监督与具体的法律适用活动相脱节.这导致了在实践中立法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地向前推进.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能够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保障作用,必须重新审视目前的立法体制,对宪法、<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作出必要的改革.     

刑事立法语言之技术特点

刑事立法语言具有立法语言的一般共性 ,要求准确、明确、通俗、简约、庄重及严谨。但刑事立法语言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其区别于其它立法语言的技术特点是 :第一 ,刑事立法语言突出表现罪刑关系 ;第二 ,刑事立法语言以明确性为主 ,兼顾弹力性 ;第三 ,刑法用语的专门性、专业性 ;最后 ,刑事立法语言中句式的特定性。     

浅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我国住房产业的发展,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迅速扩大,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管理势在必行。完善国内金融基础环境是加快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关键。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发展民族教育之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贵州省政府为了发动和联合少数民族同胞起来抗战,采取了不少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在吸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贵州省政府发展民族教育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建中角色的理性思考

《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开启了一个以该规则体系为基础的新海运时代，即“鹿特丹时代”。如同许多国外的情形一样，中国实务界和学界对《鹿特丹规则》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的不同观点。应对《鹿特丹规则》持积极肯定态度，《鹿特丹规则》内容本身的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多个贸易和航运大国对该规则所采取的积极态度都预示着“鹿特丹时代”到来的不可避免性。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航运大国的双重利益身份，要求中国对该规则采取积极研究和推动的态度，争取建立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建中的主导地位，以确保其最大利益。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由于体育界行规的排斥和传统观念的限制,刑法一直很难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进行有效规制.要解决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入罪问题,首先应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厘清,分析对这些行为入罪的理论基础,并坚持刑法谦抑和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原则,针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各种不同情况做出是否人罪的规定.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应积极发挥行政指导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兼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需要积极适度、刚柔相济的政府干预;加强行政指导是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的一个切入着力点;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性选择;应当通过创新不断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广西与东盟旅游经济合作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每年一次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首府南宁市举办，广西由边陲和交通末梢变为与国内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和枢纽。广西的区位优势也从“西南出海大通道”扩大到“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走廊”，这将极大地拓展我国与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发展空间。广西也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和新的东南亚旅游集散中心。因此，广西面对新的旅游环境，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