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利率改革中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研究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取消了存款准备金政策,许多转轨国家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转为公开市场业务,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尤为明显。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能否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及实现政策效果,应从制度安排、各政策间的关联等多种角度,来分析转轨国家存款准备金的适用性。     

我国公用企业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公用企业的垄断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公用企业反垄断的完善应立法先行 ,实行企业市场化。改革听证会制度 ,充分发挥听证会的作用     

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人权价值的普遍信奉、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自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用RAPD技术分析鸡毒霉形体广西分离株的DNA多态性的研究

采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 ,以随机引物成对组合的方式对鸡毒霉形体(MG) 5株广西分离株和 3株标准株DNA进行了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 ,所选用的 2 0条引物中 ,有 3对 (6条 )引物扩增的条带为 2～ 10条 ,大小在 2 0 0～ 30 0 0bp。相似指数分析显示 ,广西MG分离株Y2与WL、CH与Y3的相似指数最高 ,分别为 0 .92和 0 .86 ,其与H2的相似指数为 0 .36～ 0 .6 2。 3株MG标准毒株S6、K2 2 2 1、K15 0 1与广西分离株间的相似指数为 0 .17～ 0 .5 7。表明广西流行的MG与MG标准株存在差异 ,当地的流行株也呈现多样性     

香港打击侵犯版权罪行概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版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源自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新的《版权条例》于1997年订立,过去数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侵犯版权的形式愈见层出不穷,加上社会各界对保障知识产权的意识日渐提高,香港特区政府当局曾多次修订条例的涵盖范围、若干罪行的定义,以及相关的罚则。修例的目的,不但是要平衡版权拥有人、社会大众及版权作品业务使用者的利益,亦须履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遵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方面的国际责任。这些法例修订工作也表明了香港特区政府打击侵权罪行的决心,并一再彰显其对保障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     

我国诉前鉴定中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一般不能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但为了在民事、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案件中提起诉讼与履行举证责任。诉前鉴定在当前中国的司法语境中具有相对合理性；除此之外。侦查机关立案之前的鉴定也应作如是观。然而诉前鉴定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所以必须对诉前鉴定进行一定法律层次的规定与改造。     

构建警察信用——对我国警察信用现状的评价与探讨

诚实信用是社会道德的基石.警察活动中可以有条件、有限制地使用带有利诱性要素的侦查谋略,但警察行为具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若侦查谋略使用不当,可能损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良好风俗,而且也会损害刑事司法效益甚至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因而,警察信用原则应该在警察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     

The Science of Life

When Rao Yi,once a chair professor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returned to China to become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7,he said it was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just look on the epoch-making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his homeland."     

“龙熊”共舞与经济转型——论影响中俄和平发展和互惠合作中的经济转型不彻底性

中俄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中俄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实现”龙熊”共舞。深化经贸合作是两国实现崛起过程中的双赢选择。一个迅速工业化的中国需要稳定可靠的俄罗斯市场,一个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同样也需要参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潜在市场。在中俄两国几乎具备所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贸合作进展不尽人意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不彻底。然而,为实现共舞,当前两国应利用良好的政治关系,扩大深化经贸合作,完善经济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完善市场建设,这不仅能消除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基础性障碍,也是两国成功实现共同发展的必要步骤。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