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的进步

文化是人的智能及其表现,文化的进步表现为程度的提高和向度的优化选择.中国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实现了20世纪中国文化优化发展的向度选择,而空前程度地发展大众文化并在新时期引导精英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程度的提高.     

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

1961年8月13日至23日,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率领巴西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与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历了原定主题、主题转向和确定新主题的变化过程.从其中可知,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所忧与会议主题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会议错批了刘伯承等人,开展了反教条主义和两条军事路线斗争,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博弈论视角看拉美的"美元化"前景

博弈论是研究经济主体之间交互决策的理论,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之一。作者以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从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个方面对拉美的美元化前景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拉丁美洲并不十分符合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因此,似乎不宜进行美元化。但是,下列因素为拉美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加速拉美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较高的实际美元化程度降低了丧失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成本,实行美元化还会使拉美获得公信度的额外收益。此外,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更为拉美的美元化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     

在京部分专家学者谈“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

2011年2月8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研讨会,邀请在京部分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现将他们的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论遗产分割中的归扣制度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税法研究过于强调税收的“权力性、强制性与无偿性”,因而使税法异化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的“侵权法”,与作为“维权法”的私法形成对立。然而,从依法治国之宪法意旨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并具有内在、广泛的联系,其本源就在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     

实然与应然——法律伦理之可能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怪圈”启示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我国经历的数次机构改革始终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作者在总结“怪圈”形成的原因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不可逆转性;改革实践由于各种利益严重冲突、各类矛盾相互交织而具有了艰巨性;改革的过程由于缺乏法制规范而具有了随意性和不彻底性。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走出政府机构改革的“怪圈”,必须依靠法制的强制力和规范的程序,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实行依法改革。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过错责任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责任通过精准界定抽象而模糊的过错概念、扩张或者细化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使侵权法中僵化模糊的规则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并充满风险的当代社会。保护性法律需符合法律渊源的要求，并且该法律的目的应在于保护私人利益并提供侵权法的救济。此种特殊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相比一般过错责任具有特殊性，并且其各要件处于相互动态关联中。我国侵权责任法仅在第6条规定了有关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仍需通过此种特殊的过错责任，尤其需借助于以行政法所确立的行为标准为主的保护性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界定抽象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