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效研究文献综述

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西方学者对该制度作了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其研究曾在解决劳资纠纷、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情况的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导入,2010年至2012年间,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均高于全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我们通过分析这三年重新犯罪的305名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其主体、家庭、环境、司法执法等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社会治安管理创新导向下基层公安机关预防外来人员违法犯罪对策研究——以苏州某区KT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员进入城市,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其违法犯罪问题突出,而政府在管理中未能在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导向下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开展相关工作。公安机关应该针对辖区内外来人员的现状,转变理念,从源头着手开展预防工作,以服务促管理,最大限度地控制违法犯罪的发生,并应采取一系列方式方法以创新社会管理。     

我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几点体会

201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联部建部60周年的喜庆日子。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个人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几点具体体会。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将人的精神生活理解为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维活动,从而使精神生活变成了抽象的逻辑思辨。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生活对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不仅为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而且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蜕变中新生:第一、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广州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22年、1925年、1926年,第一、二、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这不仅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大发展,而且也对中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梳理、分析这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运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对于促进新时代中国工运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历史变迁与发展进路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学说,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客观要求而转变治理理念的结果,依次经历了局部探索、初步创建、发展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的重大历史转折和跨越式飞跃,积累了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延续文化根脉、追求有效治理在内的诸多经验。如今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顶层设计”的治理时代,力图从全局的高度实现对国家治理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的统筹规划,在时代方位、价值导航、制度统合、强劲动力等方面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进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制度保障。     

“私房钱”还是“家庭钱”?--晋江高嫁妆与家庭社会关系建构

高嫁妆是特定地域的婚姻文化现象,承载着家庭权利义务划分及建构家庭社区关系的功能。基于闽南经济发达地区晋江市C镇两村调查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嫁妆形式由直接到间接、嫁妆性质由生活性到财产性、家庭结构少子化及女性不安全感上升导致嫁妆不断升高。由于嫁妆属于外嫁女的“私房钱”,嫁妆越高女性越难融入夫家生活空间,使高嫁妆变成一种家庭离心力,影响家庭和谐关系的建构。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作用与缺陷:论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朝鲜战争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一次重要的检验。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形式上羁束了武力使用,有限地抑制了作战行为,并部分地凝聚了和平因素,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也十分有限,在这场战争中,其既未能阻却武力滥用,也未能履行好对联合国军的指挥之责,还没能保持客观中立和彻底解决争端。这折射出其制度上固有缺陷:情势断定的依据不够明确,安理会决策程序不够合理,安理会决议执行缺乏保障,战后法律规制的制度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