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思想建设警惕和平演变——《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评介

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以后,意识形态在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也随之展开.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使苏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母与子女间房屋交易行为的真意判断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父母与成年子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房屋出售给子女,如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仅以获取子女之小孩学区资格为目的,应依主客观情事综合认定该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子女配偶抗辩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实为赠与,应负相应举证责任。     

眼部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一致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眼部损伤程度重新鉴定意见不一致的原因,为此类鉴定提供借鉴.方法 选取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2016～2019年受理的108例眼部损伤程度重新鉴定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材料的利用、检验方法 的采用、损伤的论证、标准条款的理解等问题是重新鉴定与原鉴定意见不一致的常见原因.结论 针对上述...     

去极端化过程中偏执认知心理控制

处在贫困背景、教育不足背景下的某些人,特别是某些年轻人,容易受极端主义亚文化洗脑,发生归因偏差,产生认知心理偏执。偏执认知心理是极端化的心理基础,极端化是极端主义的行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去极端化过程就是偏执认知心理控制过程。应通过加强认知载体、平台以及极端主义人员的控制,净化认知环境,阻断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环境因素;通过满足正常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消除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情绪因素;通过知识灌输、情境教育等手段,矫正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意志因素。通过环境、情绪和意志三管齐下,最终实现对偏执认知心理的控制,达成去极端化和消灭恐怖主义的目标。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

以往青年婚恋问题研究对农家子弟这类特殊群体关注不足。本文以90后农家子弟为研究对象,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探讨这一群体的婚恋困境。研究发现,90后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生命历程累积劣势的结果。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双重劣势的农家子弟在城市婚恋市场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其面临的婚恋困境表现为:过度单身与恋爱经验缺乏;教育同类匹配与择偶范围狭窄;阶层内择偶与择偶难度增加;社会资本缺乏与择偶机会有限;经济资本薄弱与婚姻市场地位边缘。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与其生命历程中渗透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校扩招与学历贬值、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加大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     

毛泽东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

我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毛泽东晚年很爱看字帖、墨迹。我多次参与为他购买、借阅各种字帖事宜。第一次是1972年10月12日为他联系购买《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等4种字帖。1973年,先后三次为毛泽东查找赵孟頫、鲜于枢、怀素的字帖、墨迹。从1974年4月开始,毛泽东阅看字帖、墨迹的兴趣愈加浓厚,先后翻阅了书库中字大一些的行书、草书等字帖;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部分墨迹;田家英收存的字帖、墨迹中行草、大字本的;以及从北京、上海、南京有关单位借阅的大批字帖、墨迹。毛泽东晚年爱看有风格的、字大清楚的、开本适宜的线装本行草且书写的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诗词文赋一类字帖和墨迹。     

时代审思:发挥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国智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索前进阶段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三个阶段一脉相承,具有一致性。国有企业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我国国有企业不仅让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快速具备了有效生产力,也大力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创新以及综合国力提升,更坚定了我国广大人民一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所以,有必要向世界贡献与彰显发挥出了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国智慧。而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发展便是这中国智慧的核心,需要予以持续加强和完善。     

The Era of Minimum Tax Rates Is Coming

At a meeting in London on June 5, finance minist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G7) nations agreed to establish a global minimum tax rate of 15 percent for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 historic agreement demonstrates the growing willing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to cooperate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populism, protectionism 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profound changes to global tax governance, as well as to the global trade and economic land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