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犯罪立案管辖之困境与价值抉择

本文对网络诽谤犯罪案件载体与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并解释了刑法扩张的合理性,试图从诽谤犯罪规制的价值选择出发,考察域外法制,平衡社会公益与公民权利,平衡言论自由与公民人格尊严,提出修正现行法律规范的建议,或加强公权力救济、强化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侦查权合理运行。     

一九四五年上海起义计划的制订与放弃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曾经有过一个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但10余天后又旋即取消。关于此事,以往学者大多从苏联和舆论压力的角度解析。实际上,除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之外,这一决策的变化还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即中共中央的审慎态度及其对战略重点转移的考量。这一计划的放弃,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     

警察心理健康评估的心理韧性测量新途径

心理韧性作为衡量个体成功应对所面临的危机事件的核心概念,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警察作为同样面临危机事件的特殊群体,对其心理韧性的研究更显现实意义。因此,在总结前人有关心理韧性的基础上,突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警察心理韧性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深入研究心理韧性的内涵、扩展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心理韧性的应用推广、为警察心理健康的干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五年制高职(大专)英语教学的现状分析与探究

本文从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等方面对西安外国语大学高职部五年制高职(大专)英语教学工作整体状况作出科学、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总结取得的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改革研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地区对其羁押制度进行大幅修订,废除了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在接下来的将近20年间,台湾地区又以人权保障为基础,进一步修正了羁押法制。台湾地区进行羁押制度改革的背景或历史动因是什么,台湾地区的羁押制度在改革了十几年后,其运行状况如何,是否实现当时的既定目标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现实选择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法律方案正式出台。对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及司法体制改革来说，《决定》尽管带有“试点”的性质，但它仍不失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也奠定了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发展基础。     

对一起美容非法行医案件的思考

生活美容机构开展医学美容业务存在着监管难题,如在执法调查及行政处罚过程中,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一起未经批准在生活美容店开展医学美容的行政处罚案例的讨论,探讨非法行医案件调查取证的难点,剖析案件查处过程中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对此类执法工作的相关建议。     

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地方反腐行动之正当性辨析

美国司法部在未获得国会立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始启动了由联邦检察官直接参与调查和检控各州腐败官员的大规模廉政行动。该行动历时四十余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直被美国各界持异议者视为对各州及地方政府的政治独立和现代法治构成了最为严重、最具破坏性的侵蚀。立足于美国语境，从联邦检察官与各州民选检察官之间的比较优势、联邦法官群体反腐伦理倾向、社会舆论基础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政治、法律传统等多维角度，探究联邦检察官的地方反腐行动得以正当化的因素，有助于加深对美国民主与法治的认识，吸取有益于中国反腐实践的经验。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宥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民主法治国情,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仍存在民主权利与民主需求、民主需求与民主实践、民主实践与民主权利之间不相协调的问题,使得社区民主治理陷入"权利-需求-实践"的困境,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实际,完善民主权利,满足民主需求,深化民主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之路。     

新时期建立城市治安预警的理论依据阐释及意义分析

目前，我国警学界和公安部门对治安预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治安预警的内涵进行了阐述。风险社会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和客观规律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揭示了后现代化时期风险和危机时刻存在，并且日趋国际化，对公安实战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治安预警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治安预警机制的建立现实意义深远，有利于增强公安机关的应变能力，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使命，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同时凸显了情报信息的作用，促进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