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功能探究

作为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的构成要素和根本性规范 ,刑事诉讼法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发挥着立法准则、守法准则、执法准则和司法准则的功能。     

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即仅笼统规定侦查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并未明确列举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和手段。与此相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节下同时授权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此即"乔装侦查措施"。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乔装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同样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除列举性地规定了作为乔装侦查方式之一的"控制下交付"之外,并未在立法上明文列举乔装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其结果是造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乔装侦查措施"等基础概念含义不清、相关法条内容模糊,减损了法条的可操作性,威胁到司法的确定性,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终极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在即,上述基础概念的界定问题不解决,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正确操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相关的程序与制度。因此,应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这两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规范解释,勘定"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的合理内涵与外延。     

证据法学研究用语不规范问题初探

法学研究强调逻辑的严谨性以及语言的规范性,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证据法学当然亦莫能外。但是,近年来方兴起的证据法学科,在我国开展的时日尚短,且一直与传统的证据学学科之间纠缠不清,以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甚至连作为学科基础的基本概念都未能达成共识,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理论研究和证据实务中用语不规范的问题一直存在,混用、误用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影响到理论研究的严谨性,甚至干扰到实务操作的实效性。     

论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制度化和程序化。从内涵上讲,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可分为审判行政事务监督权和审判业务监督权。其中,院庭长的审判业务监督权因为带有指令权的性质,而可能与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相悖,其存在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需要从制度层面严格规范、从操作层面严格规制,此项赋权实际上是一项具有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对于改革者和被改革者来说,都属一种无奈之举。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探析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有两种模式：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实体限制型”模式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的“程序限制型”模式。我国应从法律制度移植的内外条件出发,通过引进、移植带有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实体限制型”模式,来重塑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制度。     

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重构

普适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 ,它与审判权相连 ,是审判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下 ,法律解释却被异化为一种权力 ,从而导致解释形式的抽象化、解释内容的扩大化以及解释主体的集中化、多元化 ,进而干扰了司法独立、背离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的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以吏为师”的传统 ,并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完善的制度结构有关。为此 ,应当转变观念、完善制度 ,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体制。     

刑事缺席判决制度引论

参与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但为迅速终结诉讼、提高诉讼效益 ,各国均规定了缺席审判程序作为参与原则之例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缺席判决程序缺乏明文规定。在诉讼效益价值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 ,一味否定缺判决制度的存在价值是非常不明智的。为此 ,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司法经验和具体国情 ,从协调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的宏观角度出发 ,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判决制度。     

程序正义的重心:刑事侦查程序论--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程序中充斥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衡平,为此,侦查程序的架构必须突出程序的限权功能和体现程序的控权性,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置制约国家侦查权,防止其误用、滥用,危害人权。为此,侦查程序的发动、运行和终结始终应当受到程序法的严格控制,必须依循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     

警、检、法：错位与缺位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７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据此，配合制约原则是调整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指导性准则，也是我国配置侦、控、审三项刑事司法权力的基本方案。作为一项政策性原则，配合制约原则并不一定完全反映了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使得配合制约原则虽然具备某种现实合理性，但却可能缺乏法理合理性。考察当前我国警、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不难发现，在配合制约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警、检、法关系出现了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