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召开法国哲学讨论会

1987年11月10日至14日,四川省西方哲学史学会于四川省西昌市召开年会,讨论法国哲学。会议主要讨论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同时也对柏格森哲学作了一些探讨。讨论情况简述于后。一、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哲学史界对十八世纪法国哲学重视不够,研究深度不够,尚无深刻理论的研究专著。有人认为,十八世     

对法制基础的再认识

<正> 法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反过来为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对任何法制,除了应当从经济方面加以考察以外,还应当从政治上加以考察。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现代法制赖以存在的两大基础。当然,这两大基础并非并列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形态

人类的法治思想肇始于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他在其不朽名著《政治学》中最先提出了法治的内涵。他认为,“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①。这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思想之后,引起许多学者、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近代以后,他们提出了许多法治内涵或标准的观点,例如,英国学者戴赛的三标准说②,美国法学家郎·富勒的八标准说③,美国学者罗贝托·昂格尔的二标准说④,德国的Ｍ·韦伯的六特征说⑤,１９５９年印度新…     

是外交革命,还是策略变化?——二次大战前夕张伯伦内阁外交政策浅析

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张伯伦的伯明翰演说。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的话来说,“首相在伯明翰弹奏出英国新的外交革命的基调”,“伯明翰演说的结果是英国将抵抗德国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是英国结束了绥靖政策”。国内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德国侵占捷克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进步和重大的转变”,“由在法西斯侵略面前步步退让一味妥协,逐渐转向处处设防、阻截、对抗”。张伯伦“到了最后终于转变     

绥远抗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绥远原为内蒙古之一部分,位于祖国北部边疆。一九二九年建省,一九五四年撤销省建制,划归内蒙古。在日寇侵华战争中,绥远省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有过大青山抗日斗争等光荣史绩,现已有专著及大量专题文章论及。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一九三六年秋冬之际,由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

当前,谁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谁就会立即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他能不能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七十年代初开展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背景材料。在这场讨论中,对联邦德国知识分子进行的社会主义研究出现了明显的高涨。与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党的活动相关联,对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意识的分折.使这次讨论形成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它以     

满洲里市 完善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

正满洲里市积极探索"三+"工作举措,通过健全帮扶机制,创新"输血+造血"工作方法;健全关怀机制,打造"暖心+聚力"关爱模式;健全激励机制,形成"引导+督促"管理方式,不断完善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困难党员心坎上,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不断为基层党组织添活力、增魅力。     

党内利益集团防范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本文论述了党内利益集团的实质、特点、形成及危害,探讨了防止党内利益集团形成的途径。     

历史转折关头的担当与贡献:长征中的邓小平

在长征的特殊年代里,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参与者,是促成长征胜利的党内重要成员。由长征前的受批判、受打击,转而在长征中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品格和风范。不仅如此,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长征中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促进了党内的团结统一,并为红军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