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耦合：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

近年来,浙江省在廉政制度创新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碎片化、运动式的反腐倡廉治理路径,紧扣"清权、确权、亮权、督权"四个关键环节,构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制定严格的考评机制等,探索出一套制度化的廉政制度创新模式。浙江省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贯彻型创新模式、发展型创新模式和竞争型创新模式相契合,也与中央对地方政府廉政建设的要求、本地发展要求、社会环境以及其他内外源动力因素相耦合,为浙江省廉政建设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渐趋加快,我国农村村庄呈现女性化由趋势逐渐演变为格局。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和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使妇女进村“两委”数量有所提高,但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仍居于最弱势地位。在村庄女性化这一特定背景和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形塑,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环境,疏通妇女政治参与的渠道,优化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条件,以消解村庄女性化背景下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