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结构性危机再生产——从药家鑫案的审理谈起

现代司法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制度装置,而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具有保守、克制,有意与社会保持适当隔离,严格按照正当程序操作,严格依法断案的品质。西安中院在审理药家鑫案时征求旁听人员关于量刑的意见,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质疑,引发了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就是因其背离了现代司法的范型,以致引火烧身。避免司法改革举措失当导致结构性的危机再生产是我们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课题。     

乡村社会嬗变与人民调解制度变迁

人民调解曾有"东方经验"的美誉,近年解决纠纷比重的下降,引发了学界关于人民调解的诸多讨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民调解的诸支撑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乡村人民调解面临着调解干部的强制权力被削弱、调解经费得不到保障、大集体时代形成的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失效,以及中国乡村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当事人、纠纷和群众发生新的变化等诸多深层次的挑战,《人民调解法》的制度设计虽存在一定隐忧,但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调解遭遇到的问题的回应总体上是到位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人民调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为人民调解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但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各地的实践已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民调解群众性、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性质,按照公共产品的定位重新安排人民调解的各项制度是人民调解发展的现实选择。     

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现状及改善

根据政治社会学的相关原理,结合我国的制度和国情,可以从有代表性的焦点个案、刑事案件的再审率、刑事信访申诉的情况、暴力抗法情况等四个方面来观察和度量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程度和水平。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目前刑事司法的认同程度和水平仍然不甚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要提升我国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三方面同时进行努力。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监察法规:一个崭新的法律渊源

自我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以来,一系列新的监察法规也开始制定和实施。虽然监察法规在我国监察活动与法律实践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已对其法律地位和效力、制定主体和程序等问题有所涉及,但其可操作性不强,理论依据欠缺,同时其也没有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故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加强监察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揆诸法理,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监察法规的制定主体。监察法规的法律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其与行政法规平行,但高于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其与党内法规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为了确保监察法规的权威性和质量,应当严明监察法规的制定程序。     

论洛克的私力救济思想

作为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类先后经历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两个阶段。在自然状态中只有私力救济,由于私力救济存在缺陷,使人们不得不建立国家实行公力救济。但即使在政治社会中,私力救济也将局部存在。洛克的思想是建立在其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自私的人性论和独特的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现在洛克的思想虽已部分失去了真理性,但其关于政治社会中私力救济的论断仍是不刊之论。正视洛克的警告,加强国家政权建设,至少为贫弱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