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参事”让决策更接“地气”

老百姓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人们印象中,政府参事多是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日前,武汉市宣布,将从普通市民中选聘3位政府参事,不限身份、学历和职业,其意见和建议可以直通市长。这一举措在全国尚不多见。来自普通市民的"布衣参事"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在武汉市长眼里,此举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决策水平。当地政府参事室更是期望,"布衣参事"能以超脱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和"直     

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做法

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英国最早在2003年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纷纷跟进,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社会的设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低碳经济。     

专栏导语

<正>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这10年来,全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大变局时代,许多新的公共行政问题不断涌现,传统公共行政问题也陆续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此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何艳玲,2014)。环境议题就是其中最为凸显的部分。作为一个全球话题,其在国际关系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环境已经成长为改变宏观政治生态、政党结构和民主生活的议题和力量,成为其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实践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在中国,以邻避运动、雾霾、"水污染"为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土地执法实践呈现“摇摆现象”,即有时执法有效,有时执法失灵。执法摇摆现象的发生,并非完全因为法律不完备或者土地执法部门能力有限,还在于中国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在中国国家体系中,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在中心工作完成过程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不同中心工作的建构,导致土地执法效果可能有效也可能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集中体制本身的分化,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目标重点的不同,也使得土地执法效果更不可预期。     

法治意蕴辩

无论是拉丁文的Jus，法文Dviot，还是德文的Recht，其中都包含有正义、公平、权利等涵义。汉语的“法”很难译出它们的意思，因为法者，刑也，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工具。政府驾驭法最终导致法治意蕴的整体性失落：以保护公民权利、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要业的法治，变成了超越法律之外的个人或机构限制和束约公民权利税自由的法制。     

西方话语与本土关怀——基层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研究综述

概括国家和社会在基层社会研究中的主要情况,分析此方面研究尚存在的问题本土关怀和西方话语的紧张;理性思辨与现实经验的矛盾;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框架本身的解释限度;研究方法方面的完善.     

专栏导语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近知识本身？这个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几乎不构成疑问,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团乱麻。在本刊以往的刊文中,我们也曾组建过研究方法专栏,但这些专栏的文章几乎都由公共行政学者贡献。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惑实际上是共有的,如果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深入探讨研究方法的侧面,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如果这种讨论能更深入到方法论的层面,必将更具有意义。基于此考虑,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一起推动了这一专栏的形成。     

“体系化”:新时代机构改革的特质与逻辑转换

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改革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机构改革的逻辑也因此呈现从职能转变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向,即“体系化”构成其核心特质,并形成了专业化整合、专业化分工、横向权责统筹、纵向权责统筹四条路径。体系化机构改革得以实施,在于党领导的组织变革。党组织以自身的制度设计、组织扩展和能力强化,设计改革方案、重整改革体系、实施改革步骤,以国家制度建设统领体制改革,以党的改革统筹政府改革,以机构改革撬动行政体制改革,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机构改革的“三重替代”困境。但要实现作为有效系统的现代化政府,机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和中央-地方两组关系,并以构建现代理性政府体系为原则进一步细化改革。     

法治意蕴辩

<正>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实践,要法治不要人治,在我国已大体上成为共识.但是,到底法治的内在意蕴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还不能说已十分清楚.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若不能作出确切回答,则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和法理社会.     

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

以篱笆、围墙、安全设备为明确标识的隔离社区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城市空间私有化的生活方式。隔离社区的形成机理可以归纳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下的“隔离生成”;市场趋利行为下的“隔离扩张”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隔离蔓延”。隔离社区导致了城市空间分异,这种在居住空间的聚集和隔离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外部负效应,包括：城市不安全感外溢、城市公共物品消费不均衡、城市空间碎片化、城市社会分化与城市公共政策失败。隔离社区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实现城市治理转型,才可能避免“破碎城市”加剧,走向“重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