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视角看科学执政

科学执政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是党的执政方式的核心;它的哲学实质是科学理性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按照科学理性的要求开展执政活动。     

中国古代识人方法品鉴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然而,假如没有那些睿智卓识的“伯乐”们,就不可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群。笔者试图对历代有关识人的论述、史迹作一番品鉴,以期于开发人才和选拔使用干部有所资鉴。 1.听——听其言。语言是人们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杨雄的《法言·问神》说:“言,心声也”。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借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政治家借此说服群众,外交家借此战胜对手,大律师借此争论公党……故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一文中说:“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以听其言来识别人才有其古远的渊源:姜子牙说“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庄子说:“卒然问焉而观其知”;诸葛亮说:“穷之以辞辩而观     

互联网金融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在前置性规范缺失、鼓励金融创新、支持和容忍新型金融产品的宏观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可能引发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犯罪,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系《刑法修正案(五)》新增的罪名,其构成要件较为简单,但司法适用上仍存在较多问题.窃取,既包括秘密的非法获取,也包括公开形式的骗取,但不包括夺取、劫取、敲诈、胁迫等方式.非法提供不以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合法持有为前提,也不需要“违反法律规定”这一前置性条件,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他人信用卡信息加以提供本身就是不法行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认定应与金融领域的行业标准保持一致,准确区分核心信息与非核心信息,且要把握信用卡信息资料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在罪数上,同一主体实施的不同行为,原则上以牵连犯论处;不同主体实施同一行为,原则上以共同犯罪论处;不同主体实施不同行为,对于能够证明各行为人主观上共同犯罪故意的,应当以重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而排除单独罪名的适用.     

倏然十载飞逝 未来十年可期

跨入新世纪时的激情犹在,不觉十载倏然飞逝。过去的十年喜忧参半,辉煌与祸殃同在,创新与危机并存。这是变革频仍的十年,纷乱丛生的十年,治理注力的十年,世界史上将赫然书写“变”、“乱”、“治”三个大字。     

有关普京政策的几个认识问题

普京于去年 3月 2 6日当选俄罗斯总统 ,5月 7日宣誓就职。他主政以来 ,面对成堆难题 ,沉着举措 ,成绩不菲。他谦逊而又幽默地自称是位“一年级总统”。目前俄内外围绕普京及其政策的争议仍时有所见 ,本文着重讨论几个认识问题。一、如何看普京推行的“中央集权” ?普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政权 ,曾引起较多的猜忌和非议。对于这一点 ,如果离开俄罗斯的现实看问题 ,当然就难以做出公正的评价。人们记忆犹新 ,俄罗斯由于多年来的改革失误 ,酿成了怎样一种政权软弱、组织松弛、社会混乱、“诸侯”割据的衰颓局面。普京登台伊始便明确指出 …     

互联网金融犯罪中的事实问题研究

互联网金融犯罪由于兼具犯罪主体的智能性、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质而成为当下刑事司法裁判的痛点。囿于刑法的稳定性,单纯依靠法律规范的完善与细致显然不能满足紧迫而复杂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现状。在刑法膨胀化被饱为诟病的当下,从事实的角度去解决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裁判建构,能够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提供另一个视角,对理性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有所裨益。     

愿你重塑一个全新的自我--少年庭上的教育词

本案被告人情况晓宇,男,17周岁,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其父亲本是一位上海知青,母亲则是西安人.晓宇自幼生活在动荡不安、缺乏温暖的特殊家庭里.9岁时,他父母离异.不久,晓宇便有了一位新妈妈.13岁时,家里又有了突变.他的生父杀了自己的后妻,畏罪潜逃.在晓宇生活无着的情况下,生母收留了他.可是不久生母因病撒手人寰,只留下了晓宇孤身一人.小姑妈听说了侄子的境况后,好心地将晓宇接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