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青年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远未完结。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每一步无不与青年发展紧密相连，而青年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走向成熟，肩负起历史重任和使命。它们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特性，我们必须把当代青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牢牢结合起来，使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者和实践者。     

我国生育证立法与执法的错位及其矫正

生育证制度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孕育的一项管理公民生育行为的法律制度。当前，生育证的立法精神已由管制生育自由向服务生育自由转变，但其行政执法却仍然是以管制为核心的干预行政，由此导致生育证立法与执法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应以服务生育自由的立法精神来矫正错位，以给付行政理念来规范生育证制度，摆脱行政许可的固有思维，简化办理程序与加强制度创新，特别要注重丰富制度本身的公共服务内容。     

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内隐刻板印象研究——大四学生和在职人士的比较

采用刻板解释偏差（SEB）的方法,对大四学生和在职人士关于“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的内隐刻板印象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大四学生对“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持有明显的内隐刻板印象,在职人士不持有明显的职业发展刻板印象;大四学生将与“官二代”职业发展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结果多归于个人的内部因素,将与“贫二代”职业发展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结果多归于外部情境因素;大四学生的性别和专业对“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的内隐刻板印象不存在显著影响。     

人文主义传统中的青年角色

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现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革命中,青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青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登上变革历史的舞台。当时的社会变革与青年成长形成水乳相融的互动关系,改变了历史中青年的社会存在与对青年的认识。青年日益被社会期待成为创造新价值观的承担者,历史也证明青年是创新人文主义和社会变革的生力军。     

现代性情境下青少年和谐人格建构探析

随着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出现了明显物化、异化,表现出普遍的社会精神文化病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于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中国必须避免重走西方老路,主动避免现代社会病,着力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努力健全社会制度,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为社会改革的首要目标,为青少年以至全民的健全健康人格的养成创造良好条件。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     

精神分析的诠释学体现

弗洛伊德及其之后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与精神分析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不同时期诠释学的影响,例如,弗洛伊德、荣格、霍妮和宾斯万格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从诠释学特征方面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探讨。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案例治疗上,都践行着诠释学方法;荣格把人类的心理看做一个有价值的文本进行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和解读;霍妮把被分析者所处的整个文化背景作为精神分析的内容或重要参考的做法,反映了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概念则体现了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对他的深远影响。     

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     

我国城镇化进程与进城农村青年的人文关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为现代化、城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城镇建设的人力资源,这支力量的主体是青年。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农村青年经历了很多艰辛,主要表现为权利平等、权益维护、人格尊严、资源共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即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加强对进城农村青年的人文关怀、推进市民化进程,需要制定政策、形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