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司法裁判关系论纲

民意体现了大众普通理性,而司法裁判则是法官精英理性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无视民意的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唯民意马首是瞻,则会损及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应坚守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让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得以合理表达和充分吸收。     

从权利保障视角审视《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的程序,在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间进行了一定的平衡。但从总体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民权利保障摆在首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仍显不足。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晰,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究竟该适用什么样的处理模式,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但是这些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利于化解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于建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便于实务的统一适用。     

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晰,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究竟该适用什么样的处理模式,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但是,这些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利于化解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于建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便于实务的统一适用。     

行动者的法:纠纷的主体及其解决主体——立足于水权纠纷的再次解读

转型期的西部农村,纠纷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应的,纠纷的解决路径也应有所改变。文章通过对一特定水权纠纷的再次考察认为,作为纠纷主体的一方,在特定条件下,也成为了解决纠纷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必须从当事者的生活场景入手,结合个案具体情景,从真实生活出发构建解纷机制。     

民事检察建议实证研究——基于GY市各区县检察实践(2011-2014年)的分析

对2011年至2014年GY市各区县检察院践行民事检察建议的实证研究,反映出该制度的施行状况不容乐观:制发数量少且不均衡、检察建议权的行使不规范、人为提高回复率的情况较为普遍、法院的态度不一.具体原因在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救济机制不明确、文书制作不规范、实践部门重视程度不够.对此,可从两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健全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民事检察建议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强制力、适用程序以及救济渠道;其次,强化工作机制,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制发和审批程序,构建跟踪回访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重视民行检察业务,优化人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