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商业信誉罪立法研究

一、设立妨害商业信誉罪的必要性 商业信誉,是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生产、流通或与此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反映社会对其资信状况、经营绩效、商品质量、员工素质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简言之,商业信誉就是一个企业的公众形象,它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无价之宝,同时,商业信誉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它能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及盈利水平,属于无形财产的范畴。良好的信誉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其经济价值是巨大的,但由于它处于一种信息状态,其流向和强度往往难以控制,因而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和侵害,从而给商业信誉主体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因此,对其进行保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仅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法律才能给商誉权提供最为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刑法的适度参与,则是商誉权法律保护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最后一道屏障,设立妨害商业信誉罪,就是以立法手段来构筑这道重要的、也是最强硬的法律屏障。     

论社区矫正的程序构建

社区矫正的顺利发展亟需健全的程序加以保障。应及时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以规范社区矫正的运作程序。这些程序包括社区矫正裁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社区矫正裁量中的听证程序、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建议权、社区服刑人员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告知程序、适用社区矫正的司法担保制度、对矫正对象的测评与分类制度、社区矫正裁决及矫正方案制定中与犯罪人的协商制度、以及关于社区矫正效果的评估制度等。     

论文化反恐与去极端化

反恐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控制策略,而文化反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恐斗争实践中,文化措施容易被人忽视,必须立足长远和全局,高度重视文化在反恐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文化反恐的首要任务和内容是“去极端化”.应从推动教育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创新宗教管理和提高对极端分子的改造效能等方面着手,最大程度地消除极端主义的威胁,从而实现最佳的反恐效果.     

内地和港台地区贪污贿赂举报制度之比较

举报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举报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规定法律层级不高、规定不够具体,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奖励制度不够完善等。借鉴港台地区对贪污贿赂举报的立法经验,对完善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有积极意义。     

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罚金刑数额的裁量依据、单位犯罪后“关停并转”的罚金刑适用以及执行中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相关问题。     

“阿斯匹林”的悲剧及其启示——警惕商标变成商品普通名称

“阿斯匹林”为一种常用药物的名称,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阿斯匹林”最初仅是一种药品的商标,而不是一种药物的普通名称。这里面有一个沉痛的教训:本世纪初,阿斯匹林的发明者德国拜尔公司在为其产品注册商标时,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将“A”字小写了,于是aspirin 就成了一个普通名词,而不是一个专用名词     

服刑人权利保障的不足及其完善

服刑人是指除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所有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在押罪犯,有罪判决并不剥夺服刑人作为社会一员的资格,他们仍然享有一定的权利。目前,我国在保障服刑人权利方面,已由物质保障、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司法保障和监督保障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然存在忽视和侵犯服刑人权利,服刑人的某些权利受到过多限制,对违纪服刑人处罚的立法规定过于笼统等不足。进一步完善服刑人权利保障体系,应拓展服刑人的权利空间,完善服刑人的诉冤机制,保障服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等。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中国式图景——价值解读与路径选择

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既有理论必要,也有现实意义。但在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之中,并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合适位置,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植入其中,否则会引发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混乱。目前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维持现行犯罪论体系的前提下,将期待可能性融入刑法中的概括性情节和酌定情节之中,发挥其在定罪量刑情节适用中的判断和解释作用。这不失为比较现实和简便的一种引入路径。     

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

当前,在各地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涉及风险评估的相关制度正在建立。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迫切需要,可以先行设计出一套《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测评量表(试行)》。通过该套量表的测评,大致可以确定出每个服刑人员的危险程度并进而确定对其进行工作的重点,从而有效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权利失衡视野下的农民工犯罪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批农民工离开自己的家园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心血与汗水,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农民工犯罪现象也日趋严重。诱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利失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控制农民工犯罪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以平衡权利为切入点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