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铭

我生于贫困的农家,家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藏书。不知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还是窥探到书中世界的新奇,从小时候起,我便热烈地爱上了书,直到参加工作至今。我本书痴,惜书如命,珍书为宝,情愿与书终生相守。爱之愈深,读书的心情就愈切。尤其惬意的是夕阳西下的傍晚,独自一人,搬起小凳,置身于那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绿草茵茵的山村小溪旁,捧着自己喜爱的书,走入让人心醉神迷的世界,那种忘我的心境,大有古人“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的无尽乐趣。无论走到哪里,对于书,我都凭着兴致去读。逛书店、转书摊,胜似游…     

当代西方哲学新见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

从 20世纪初开始,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科学的划界标准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到了 20世纪后半叶,由于受人文科学解释学的影响,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许多历史依据似乎都消失了,科学哲学家们逐渐相信自然科学也是解释的。卢兹 (Joseph Rouse)是当代美国最新崛起的新一代的科学哲学家。他认为,说明和解释是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的,而且都是局部的,而客观性、合理性、进步等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既不存在划界标准,也不存在人类文化的一般说明。本文拟从分析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的证伪主义标准,到卢兹对科学划界的新发展,阐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相对的,偶然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截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区分。     

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十五”计划起好步提供政治保障——在自治区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自治区纪委第四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回顾总结2000年的工作,表彰奖励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研究部署今年工作,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为自治区“十五”计划起好步服务。     

自然的价值

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超越了传统价值观,提出的“生态价值”概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由于其本体论的解释原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困境。发展伦理学立足于人类生存论的解释原则考察自然的价值,克服了生态伦理学与传统发展观的各自片面性,提出并论证了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新的思考框架。     

他无愧于那一身海蓝——记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家港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局长李炜

山的伟大在于峻峭,海的伟大在于浩瀚,而人的伟大却在于他甘于平凡却拒绝平庸。     

军转培训应走改革之路

当前尤其是今后的军转培训工作,应当顺应军转安置工作改革的总体方向,本着为转业干部缩短从军队到地方的适应过程,改善其知识结构和素质构成,更好地开发转业干部人才资源的主旨,着力提高培训层次,改进培训方式,更新培训内容,建立和强化整体性的培训评估系统,使军转培训真正成为提高转业干部参与地方竞争能力的助推器。     

抓住机遇推进乌江水电开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方向,明确了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对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完整的和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是指导国企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学习,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国企改革和发展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的认识。能否实现做定》指出的目标,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c贵州近20年朱,国企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币场竞争…     

关于我国课程管理改革的几点思考

课程管理,顾名思义,是对课程所采取的经营措施(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具体来说,是指有关部门(或机构)、人员对课程的各个运行环节所采取的规划、指导、决策、监督、协调等措施。它包括对目标的管理、课程编订的管理,课程实施的管理及课程评价的管理,等等。从宏观角度看,它涉及课程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管理权限,课程标准,教科书制度等。     

论思辨辩证法的称谓、对象、动力和开端问题

按照黑格尔自身的逻辑,思辩辩证法是比辩证法更合理的称谓,称谓的改变意味着对黑格尔哲学精神理解的改变。思辨辩证法认为哲学的对象和宗教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即绝对精神的自身演化和自我实现的运动,这种运动以精神的自我相关和自我否定的本性为动力,因而它的开端和终点都是一种中介化了的自我圆圈。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

作为涉他合同之一种,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以向第三人为给付为标的的一种特殊合同,与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附第三人保护作用之契约等相关制度均存在诸多差异。第三人利益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有特殊的法律效力。第三人依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并有权对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合同债权人也同时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的权利。债务人须向第三人为给付,同时得以因合同而生的一切抗辩对抗第三人。我国《合同法》第64条未赋予第三人以任何法律地位,并非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