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实名制妥当性与必要性思考——行政法比例原则视角

铁道部本着打击黄牛,切实解决广大民众“一票难求”的窘境,在经过“七年之痒”后,最终跨出了革命性与历史性的一步,2010年在广东铁路局与成都铁路局试行,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但火车票实名制并非中国独有,周边的泰国、俄罗斯、印度等国早已实行,其在印度已有百年历史,确切地说,中国火车票实名制是在各国经验基础上的参考借鉴引进.然而我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国情,我国春运期间客票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层面的城乡二元制,火车票实名制在我国实行的妥当性与必要性值得深思.     

书院文化对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成长的影响

兴义笔山书院是贵州黔西南地区近代教育兴起的标志.民国时期,这个地方先后出现了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一大批军界杰出人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书院文化的影响.正是书院文化所独有的教育特色: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强调学术创新,注重独立精神的培养;强调师关系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所以在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身上都不同程度显示出书院文化对他们人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的影响.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识别方法的缺陷及其优化研究——基于KANO模型的分析

基于河南省Y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识别方法存在缺乏理论基础、缺少整体性和系统性分析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识别农民的需求,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契合度,对现有的需求识别方法进行优化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引入KANO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必备型需求为对文化活动室、体育健身设施、文化大院的需求;期望型需求为对广场舞培训、有线电视、文化工作宣传栏、农家书屋的需求;魅力型需求为对有线广播、送戏下乡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需求;农村电影放映属于无差异型需求。根据识别出来的需求的不同属性,政府可以制定差异化的供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KANO模型对于现有需求识别方法的优化。同时,政府还应引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其它类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加大对文化建设配套资金的落实力度,把识别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     

170亿“两费”停收背后：民意如何升级为国家政策

普通机电工秦保常在河南省安阳市水冶镇上走访个体工商户时，他说：“我要建议政府停止对你们的非法收费!”当时，不少人都以为他在吹牛。     

服务品牌集群凸显城市魅力——文明城市的动力标志、建设和谐社会的切入点

服务品牌是企业和员工在消费流通营销服务中创造形成的服务模式,是被社会和消费者所认可和信赖的业务技能和服务艺术及效应.     

社区建设的方向应该是表现民主自治——社区建设的再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已经找到以加强村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和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相应地,城市基层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北京民进一部分会员近年来就北京市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下面谈几点我们的看法: 第一,城市基层政权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在城市里已建立起由市区政府和街道、居委会组成的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人们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传统的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与新形势下社会管理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     

广州大学生食品安全认知情况调查与分析

学生安全事关高校维护稳定和促进改革发展的大局,是高校营造良好的教育、科研和生活环境的前提。当前,大学生安全事故(如火灾、触电、校内交通事故、食物中毒、大学生受骗等)频发,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刻不容缓。     

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以互联网、手机媒体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介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效应,不啻为一种革命,其对传媒生态图景的改变,型塑了新媒介作为公共领域的三大基本要素,同时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新的影响,使其呈现出从经验决策到民主科学决策,从精英决策向大众与平民参与政策的转变之势.     

园明园是怎样变成废墟的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此次在巴黎拍卖的圆明园铜制兽首是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劫走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两尊“国宝”是1900年八国联军二次抢劫圆明园时被劫走的。事实上，经历了英法联军的焚烧后，圆明园并没有完全毁灭，清政府还一度想修复该园。不幸的是，经过八国联军的第二次焚烧，再加上歹徒的抢劫，这座世界文明的园林终于彻底沦为废墟。     

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有利于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