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召开检察长会议研究深化检察改革抓好年内各项工作

5月26日,上海召开检察长会议,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高检院《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要求抓好年内各项工作。吴光裕检察长在会上指出,检察改革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更好     

思想库建设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思想库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公共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思想库作用的发挥,对于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应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应进一步加强思想库建设,探索思想库建设的目标定位,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进思想库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各类思想库共同繁荣,为思想库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刑释解教人员重犯或转向盗窃的原因和对策

近些年来,盗窃犯罪案件持续上升,在全国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达80％以上。上海盗窃犯罪案发数逐年增加,在全市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1989年84.1％,1990年84.2％,1991年1～7月,85.6％。作案对象中约有20％是刑释解教人员。有二组数据:一组对已查破的239起全大盗窃案件中涉及到的523名作案对象分析,刑释解教人员有113名,其中前科是犯盗窃的55名,约占49％;另一组对因犯盗窃正在服刑劳教的615名“几进宫”对象分析,其中前科是犯盗窃的有338     

论边缘腐败行为——重温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论述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还是一般社会民众的心理上,法律的制裁是惩治腐败的第一要素,尤其是刑事法律高压手段是惩治腐败的最为有力的工具。人们衡量国家惩治腐败的力度,控制腐败的标准,往往是某一阶段我国检察机关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正是基于此,近十年来,人们对不断增长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和腐败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公平机制,颇有微词。人们往往将惩治腐败不力的原因,较多地自然归为承担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重要职责的检察机关的打击力度不够,或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不     

民主党派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网络与政治结合衍生出网络政治参与,让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通过建立网站、参与网络政治讨论、撰写博客和微博等方式积极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来。民主党派成员的网络政治参与比普通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更趋理性与成熟,对我国网络政治建设有积极贡献,但其实效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通过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优化民主党派网站内容、培养民主党派网络意见领袖、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等路径提升民主党派网络政治参与实效。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探讨

公共危机是现实复杂环境的必然产物,是公共管理的非常态运行。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呈现上升趋势,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有助于在精神上给予民众必要的援助和保障,削减种种负面心理,对于应对和化解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公共危机状态下民众的心理表现、心理特征以及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民众心理干预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的思路与对策。     

一手抓队伍 一手抓业务

日前,上海市召开检察长座谈会,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检察长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的精神,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工作,以深化争创“两个一流”的精神,努力取得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的新成绩。各检察分院、区县院检察长以及市院各处室负责人等100多人出席了会议。     

营造和谐国际国内舆论环境的对策思考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舆论,舆论环境既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又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和谐的舆论环境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营造和谐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一元化指导思想,引导整合多元化的社会舆论;不断提高新闻媒体舆论引导水平,充分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健全各项舆论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不断提高中国国际舆论地位。     

鸿福同志的二三事

因为工作需要,我有幸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鸿福同志身边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在我的所见所闻里,他有许多事是可以通过笔墨留下的。鸿福同志是个普通人,是党的事业造就了他的一生。他不追求灿烂与华丽,保持着平凡与踏实。正如他曾多次说的,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然后再是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请大家监督我,严格要求我。他的这种高尚品格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鸿福同志经常以谈心的形式与大家交流思想,互相勉励。为了提高各区县正副检察长和市、分院处长以上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1996年至1997年期间,市检察院先后举办了区县检察长…     

理性与能动的矛盾--对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过程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一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处理的全过程的分析,认为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的探索中,应从司法理性的角度对司法实践中的操作程序及量刑标准作出更为合理的设计和规范;同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预防、帮教机制,避免司法人员过度的能动性损害了法律的理性与公正而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