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问题及其治理路径

分析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可行条件,可以看出,当社会服务合同外包后发生的交易成本低于被降低的生产成本,奉行效率规则的政府才会选择将社会服务交由市场主体供给。社会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受任务复杂性、市场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三大因素影响,要顺利推进社会服务合同外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减少交易成本:有选择性地采用社会服务合同外包,提高政府对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控制能力,构建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长期合作关系,建立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多方责任关系,促进合同外包的市场竞争。     

以人为本：我国行政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本文从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着手,试图对当前构建以人为本的行政文化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重构人本行政文化的路径。     

多元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以政策议程为研究视域

对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项目的政策议程分析,一方面从静态层面上重点探讨了涉及其中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基本构成与资源;另一方面从动态层面上着重分析了各个利益主体的立场及行动逻辑,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容纳不同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并积极寻求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对于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升播音主持素质的路径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信息传递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受众人数增多、传播渠道较多、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泛,直播节目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较高、受众的互动意识增强,节目相对独立、交流方便等等一系列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新时期广播播音主持行业的发展进程。播音主持行业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同时也是对提升广播播音主持人员全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热点主题:评述与前瞻

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已成为各国政府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合同外包的限度、原因、绩效及其影响因素,逆向合同外包等热点主题展开。现有文献表明,公共服务有着复杂的产品特征,将公共服务转移至市场未必能够改进效率,容易滋生各种风险。在开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政府应考虑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利用完全合同外包、逆向合同外包、公私混合提供等多种务实的、动态的方式来回应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     

隐性控制、组织模仿与社团行政化——来自S机构的经验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政府与社团的行动空间存在诸多重合之处,许多社团表现出行政化特征。但是,现有研究并未解释社团行政化的内在发生机制,也未能进一步对政府与社团的行动策略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个案研究,本文认为:政府采取了"吸纳精英"、"机构渗透"及"项目化运作"的隐性控制手段,社团则运用"组织模仿"策略予以回应,以便争取自身发展的各项资源,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社团行政化问题的呈现。本文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概念来解释社团行政化现象,丰富和发展了原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当然,受限于研究个案的类型,本文结论在应用于其他类型社团组织时存在一定局限性。     

公共行政基本治理模式的阐释：研究框架及变迁机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公共行政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一股强劲的潮流。公共行政改革,需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辩证的历史眼光。通过回顾公共行政基本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深入探讨三种基本治理模式内在的逻辑机理,进一步探寻完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     

“去除”抑或“强化”:对社团组织行政化现象的审视——基于对广州市的实证调查

目前,政府在利益划分与制度设计等方面仍然居于强势地位,我国仍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在非对称性资源依赖结构下,政府往往习惯性地将社团组织视为其"编外机构",这也导致社团行政化现象的呈现。然而,在社团仍然比较弱小、组织发展不健全的现实情境下,一味追逐独立性,去除政府对其给予的扶持以及由此衍生的依赖关系并非最佳应对之道。因此,应该强调政府在对社团管理予以适度介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其自主运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社团组织发展的"双赢"。     

社团组织行政化：程度测量、本源探究与治理逻辑

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情境之下,社团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行政化的特征。对广州市社团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社团的行政化程度较强。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借助政府的力量和资源优势来推动社团组织的创建及运作应该是一种现实可行且收效显著的路径选择,只不过政府在对社团管理予以适度介入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自主运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社团组织发展的“双赢”。社团组织则需摒弃一味强调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认识和做法,应在尽可能整合与利用各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