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错的科层和残缺的网络:省管县改革中的市县关系困局

省管县改革的不彻底,导致省、市、县政府之间纵向科层体系的交错.违背了科层组织所强调的权威等级和命令统一原则;出现了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利配置的扭曲和不对称;误导了人们对省管县改革的认知和对未来方向的判断.网络化治理是省管县改革后的模式选择,但在实践中,诸多条件尚不完备.平等、独立、自主的多元治理主体仍在培育;合作、信任、规范的区域治理结构尚未形成;政府、市场、社会高度耦合的机制还在探索;责任、权力、利益相互匹配的制度还未完善.基于网络化治理的市县关系重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市县的协调发展.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的调整和优化是省管县改革的题中之义和必要配套。任何国家的行政区划都在批判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沿革而来。我国当前行政区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省管县改革过程中的管理幅度问题非常突出；省级政区的规模过大和差异悬殊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行政区划层级过多而且政区名称比较混乱；政区边界尤其是省界的犬牙相入破坏了行政区和地理区的完整统一。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渐进展开：适度增加直辖市数量；逐步划小面积过大省区；积极探索新的设市模式；渐进整合县级政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

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其治理结构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上的是否合适甚至比经济上的是否有效更为关键。60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的介入以及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共同构成了我国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对国企治理结构变迁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对国企治理结构变迁起着主要的制约作用。政府则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提高政府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而广泛介入了国企治理结构的变迁。从静态角度看，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方向由一个国家中的强势利益集团决定；从动态角度看，国企治理结构的变迁乃是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不断演化过程。     

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型——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楼宇经济是在楼宇内产生、发展,并集聚、衍生、扩散相关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近几年来,杭州市下城区政府在经历了楼宇经济的探索和规范后,开展了楼宇经济的提升行动,启动了楼宇社区建设工程。如果说,政府在发展楼宇经济过程中,曾经是主导者、规划者、扶持者、规范者和提升者的话,那么在楼宇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管理模式就应向基于合作共治的＂服务者＂方向转型。杭州下城实践对我国城市政府管理提出了多方面的启示。     

行政人是"经济人"还是"公共人":事实与价值之间

行政人,在狭义上可理解为履行国家行政职能的职业群体,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履行所有国家职能的人员集合.行政人在事实上可能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上,我们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导向.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行政学强调制度选择与创新的重要性;以"公共人"为导向,行政学强调公共道德与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只有把行政人的这两种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得到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