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与多元反思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反腐日益兴盛,在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网络反腐也面临诸多困境,如网络反腐非理性化、缺乏法律规范、查处具有偶然性、容易泄露反腐机密和受理解决的机制尚未形成等,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程。因此,引导网民理性反腐、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建立网络反腐信息处理与反馈机制、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和建设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员队伍等成为规范网络反腐的必然选择。     

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困境与实现机制

目前，地方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公共服务理念缺失、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偏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张力、公共服务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诸多现实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突破。     

澳大利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显著。但它却利用均等化转移支付等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问题,成为世界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有益探索与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有限政府"的意蕴及其建构途径

我国目前着力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型政府”。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都应该依法受到规范,不能超越法定界限。正是基于对“有限政府”的这种理解,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有限政府”。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健全的“第三部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理应成为我国构建“有限政府”的路径选择。     

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特质及其实现机制

服务型政府是当代政府治理的基本模式,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目标.它蕴含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等四个向度的服务特质.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其实现机制,即转变政府管理理念,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行政文化,改善政府管理软环境;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与市场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升公务员素质,建设服务型机关等.     

政党发展:意蕴及其价值

政党发展是政党的正向性变迁,是对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性变革。政党发展过程是社会对政党认同的不断增强,也是政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控制或者行使更加有效的过程,政党组织的发展、政党文化以及政党能力的发展是其重要内涵。提出政党发展一词并非出于哗众取宠,而是希望经由这一概念努力丰富我们对于政党研究所赖以凭藉的分析语言和范畴,由此提升我们在这一重大问题研究上的科学方法与路径,开掘政党研究中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命题,尤其是增进研究者对于现实政党变迁的深入研究。     

我国县委权力公开运行机制探析

县级政权是维护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但它也是我国整个政治生态中最为脆弱、最易变异的一环。山东省一些试点县在开展县委权力公开试点中,着力构建决策＂公开化＂、用人＂透明化＂、公开＂立体化＂、监督＂互动化＂的权力公开运行机制,并取得初步成效。但在试点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应对。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