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精神内核

《大国政治的悲剧》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的作品,在其著作中最著名的当属此书。这本书首次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学说,为国际关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大国受结构的影响会不自觉的具有进攻性,其次便是因水域的阻隔而延伸出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最后便是对核威慑的疯狂追逐。总之,米尔斯海默不仅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核,更在原有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视角,启发了新的思路。     

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义务理论渊源及其本位

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中,已有研究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过分关注使其忽视了国家权力的暴力性在保障公民权利时的弱化作用,并同时没有意识到国家义务在社会权问题凸显的今天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正确理解国家义务理论的渊源及其本位,认清国家义务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理论基础,以及其在宪法中的具体表现,从而针对性的采取对策运用进而实现国家义务,是现代宪法实施所应当秉持的价值内涵之一。在权利要求日渐丰富的今日,正视国家义务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符合法治的要求。     

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

经济法制定和实施往往都是给他人带去一些非自愿的受益或成本,这就称之为经济法的外部性。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存在一些外部性,就是主体在实施经济行为的时候,总会产生的一些外部影响,而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就是为了解决或制约这些外部性。但是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外部性,进而造成整个经济市场的不利影响。校正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的方法就是需要让其内在化为外部性制造者的成本或收益。     

凝心共赴新征程 聚力勇担新使命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2020年是青海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栉风沐雨、朝乾夕惕,发展历程既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既历经艰险、又破浪前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抵御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魄力战疫战贫,采取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取得了来之不易、殊为宝贵的非常成就,收获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丰厚的精神力量。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交出了非同寻常、特殊考验之年的好答卷。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沿革与最高领导指挥权制度的实行

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土地革命时期是这一制度确立的关键时期。回顾这一时期实行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制度波澜壮阔的历程，对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意义重大。     

关于社会信任状况调查的分析与评估

2006年以来,亚洲的社会质量研究者们开始讨论如何建立亚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将这一植根于欧洲社会背景的理论介绍和应用于亚洲社会。本次调查就是在这一指标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对当前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有助于揭示当代人的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估。本次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认识,寻找加强社会信任度的有效路径。     

企业技术创新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运行机制研究（下）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近几年来提出和推动的国家战略实施形式,而技术创新战略要求确立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战略思想。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企业外部创新环境、支持条件和内部创新资源和能力的整合,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技术创新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技术创新成为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目标,而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总体上,需要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融合的法律运行机制。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责任倒置问题

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准确运用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原则,对保证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确保司法公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指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实践中要善于运用。     

智利中左翼政党联盟:变迁、改革与挑战

智利中左翼联盟是迄今为止智利存续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联盟,也是拉美左翼运动最引人瞩目的 政治力量之一.智利中左翼联盟历经源流期、发展期、稳固期和改革期四个阶段,实现了从"争取民主政党联盟"到"新多数联盟"再到"新社会契约联盟"的成长蜕变.智利中左翼联盟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引,秉持社会民主、发展进步、公平平等和多元...     

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

当前,我国有的法院为使其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直接以政治化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不依据法理阐明裁判理由等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方面与依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具有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方法密不可分。法官依据法理通过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以及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等方式,能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使司法真正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然而,法理自身又具有专业性、主观性和争议性等有限性,对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辞方法予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