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庞世德改革开放十五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三角洲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而且使该地区出现了农村城市化的端倪，为我国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创造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一、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     

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中国软力量的内涵

世界上最流行的关于国家软力量(权力)的定义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对“软权力”的定义。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奈氏定义只是软权力定义中的一种,它是基于美国经验,尤其是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的世界经验而得出的。这个定义尽管对国家力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但是其局限性是明显的。     

2012年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概述

2012年南亚国家政治局势发展跌宕起伏,个别国家甚至爆发政变。在外交领域,南亚地区大国更重视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而南亚地区小国则非常重视多元外交,平衡外交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南亚国家接受。受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影响,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受到打击,再加之政治局势动荡、社会安全形势严峻等因素,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送钱送物不如送个“智库”

正2013年底,山东省社科院驻夏津"第一书记"王波给所在地送来一份"新年大礼包"。12月21日,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云集夏津,为《夏津经济社会战略研究》进行论证,并为全省首家泰山学者岗位院士生态农业工作室揭牌。缘起:"第一书记"下乡包村夏津植棉历史悠久,因棉而兴,素有"银夏津"的美誉。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夏津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传统产业支撑乏力,部分企业举步维艰。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2012 年南亚地区形势回顾与展望

2012年,南亚多国政局遭遇动荡,朝野矛盾突出;大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势头受阻,但小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尽管各国寻求平衡与多元化的外交趋势日益明显,但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改善,我在南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地区安全形势仍然突出,恐怖案件层出不穷。2013年随着北约从阿富汗撤军步伐的加快,安全问题可能变得更为突出,但经济有望触底回升。     

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

<正>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因为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和美国对那些具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主义进行打击而注定进入一个历史的低谷如果把地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看作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李途纯：误入商界30年

出狱三个多月，湖南太子奶集团（以下简称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拒绝公开露面。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