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实现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从“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谈起

社会公正是思想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难题。社会公正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在具体的行为选择中,个人会出于自身利益而表现出偏向性。如何消除个人与具体行为的利益相关性就成了解决公正问题的出路。针对这一点,张康之教授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权力而非权利的领域,作为权力主体的行政人员其行为规范是道德而非权利,应通过道德制度的建构,将公正问题转化为公共性问题,在公共行政中予以实现。     

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

人类社会生活经历了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演变.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式共同生活是一种自主生活,不具有公共性,因为,这个社会的生活是由完全不同的系统构成,不同的系统之间没有统一性的内容.在近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或者说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同时,也由于私人生活的出现而同时造就了公共生活.然而,到了现代化走向完成了的阶段,由于自主性的缺失而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和自主性造成了损害,使公共生活走向了衰落.人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衰落中再度发现共同体生活新形态.     

效率与公平的两种解决方案——对新制度主义与罗尔斯的比较

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新制度主义与罗尔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新制度主义认为,有效地保障私有产权制度将会带来效率,但是,公平问题影响效率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而,新制度主义走向了对意识形态的求助,认为意识形态如果能够使人们接受现存制度是公平的,就不会因公平问题而影响到效率。与新制度主义不同,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通过设定"无知之幕"下的个人选择而在理论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从而为效率的实现扫清了障碍。但是,罗尔斯的证明仅限于理论,对于20世纪社会治理的实践却鲜有影响。     

权利、荣誉与职权:承认的三种形式

在工业社会中,谋求承认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工业社会的全部制度设置也都可以解读为通过权利、荣誉与职权这三种基础性的承认形式而对人的承认,因而,对权利、荣誉和职权的分析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承认关系的实质的.在这三种承认形式中,权利属于社会承认的形式,职权则属于组织承认的范畴,荣誉既会以社会承认的形式出现也会以组织承认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属于社会承认的范畴.权利属于对社会成员的普遍性承认,而荣誉和职权则标示着差异承认.权利、荣誉和职权共同营建起来的是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氛围,它把所有人都置于"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之中.     

解析社会革命的方式和途径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采取了暴力斗争的革命路径.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在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生产了足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传统的暴力斗争的路径变得危险了,可能会使斗争的后果大大超出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这决定了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应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斗争之路.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公共生活的重建去推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以暴力的方式去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走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是通过合作而建构起合作社会的革命运动.     

作为合理偏狭的公共性——兼论现代治理的价值导向

公共性是现代治理话语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公共性被确立为政府的基本价值原则是治理体系的重心从政治转向行政的一个结果。在契约论等主流现代理论中,公共性被理解为政策决策与行动的无偏狭性,即政府应当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种利益和每一个社会成员。但在客观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的条件下,遵循无偏狭性的要求并不足以保证公共政策与政府行动的公共性,而只是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转化为了不平等的政治现实。在很多时候,要供给公共性,政府需要对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和不同群体采取一种合理的偏狭,通过政府行动的合理偏狭来矫正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个体风险意识与国家监管职能的生成逻辑

作为利益主体,个人的基本行为逻辑是从对自身需求、欲望与偏好的认识和管理出发来占有相应的物质资源。具体来说,这一逻辑可以被分解为认识自己关心自己以及为了从认识自己走向关心自己所必需的自我治理等三个环节。随着风险意识的生成,风险管理也成了现代个体自我治理的重要内容,驱使国家监管职能的建构与发展。当代国家监管职能的发展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共的行为框架,由此助推人们去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但同时,国家监管职能的扩张也可能削弱现代个体作为自我的存在形态。这种紧张将型塑未来一段时间里行政国家的发展走向。     

解构公共性：对几种流行观念的批判性分析

公共性是一种基础性的现代价值,但在近几十年,这一价值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的许多观念都产生了解构公共性之效果。比如,公共产品的观念看似为政府的公共职能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实则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公益精神的观念突出了公共性的道德地位,却不利于政府履行公共职能;顾客导向的观念引导政府积极回应顾客需求,同时也导致了政府对非顾客的排斥;人力资本的观念将个人本身重塑为企业,造成了不平等的正常化,从而取消了公共性的存在基础。通过对这些观念的批判性分析可以发现,重振公共性价值仍然任重道远。     

权力还是价值：官僚制何以持久存在

官僚制是一种广受批评的组织现象。同时,它虽然历经无数次改革,却仍然屹立于当代社会之中。这一矛盾结果并未得到合理解释。主流观点通常将官僚制视为权力,并出于对权力的厌恶而反对官僚制。但事实上,官僚制起源于价值,更准确地说,起源于所有人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的内在动力。要让所有人的价值都得到承认,就得有什么属于有价值之事的标准;这一标准要有约束力,就必须成为规则;这种规则要得到执行,就必须有权力。由此,信奉平等的人们就从对彼此价值的同等承认出发建构出了官僚权力。就此而言,只要我们不能抛弃对于价值的迷恋,官僚制就将成为一种持久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