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成员资格政治——兼论公民身份观念的当代适用性

成员资格政治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作为成员资格政治的一种特殊类型,公民身份政治通过普遍权利体系的建立而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包容。但由于这一权利体系自身的矛盾,权利上的平等并没有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反而成为了现实不平等的合法化工具。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普遍出现,公民身份政治的排他性进一步凸显。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合作政治,这种政治将在根本上超越成员资格的观念。     

人类追求自由的思想轨迹

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永不陨落的主题，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探讨自由的思想路径是不同的。从思想的社会基础看，在农业社会中，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对自我命运都无法主宰，人的命运是由某种必然性预先决定了的。进入工业社会，在自由与民主的旗帜指导下，人类把自己从必然世界中解放了出来，驶入了追求自由世界的轨道。但是，由于自由与民主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以自由和民主为坐标所勾画出来的自由世界蓝图还是无法真正付诸实践，在自由与民主的激烈冲突中，人类反而离自由世界越来越远了。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对自由世界的追求需要超越自由与民主互为前提的理论模式。     

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

根据美国宪政结构中行政行为的不同属性,罗森布鲁姆提出了公共行政研究的三种途径,以此来解释公共行政的知识。这种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既不能充分反映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多样性,更不能反映今天世界化的公共行政知识中日益弥散的复杂性。从政府的属性出发,我们把关于公共行政的知识分为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其中,组织理论关注的是作为组织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政治理论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社会理论关注的则是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在行政世界日益呈现出社会化特征的今天,公共行政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既通过这种探索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也通过这种探索来完善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     

道德分工论视角下的难民问题分析

难民危机是实现良好全球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难题,围绕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对作为共同体外部成员的难民是否负有援助义务。道德分工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这一解释模式认为,国家体系是出于"使所有人得到保护"这一道德目的而建立的,因而每个国家都负有对世界上所有人的一般性义务,国家体系也就应当对难民的成员资格进行再分配。内在价值和分配正义构成了成员资格再分配的重要标准,前者决定了国家体系应当将难民安置进能接纳其价值导向的国家,后者则意味着无论在技术合理性还是道德合理性层面,对难民成员资格的承认不能破坏接纳国"从一种合理的角度来看符合分配正义"的前提。但是,仅仅考虑保护难民的因事责任并不足以杜绝难民的产生,只有从因果责任出发建立对破坏良序社会者的问责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难民危机。     

作为悖论的责任

随着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强化培养责任,今天的博士研究生们发现,决定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主要因素从导师的签字变成了一轮轮的投票。如果某篇得到通过的论文事后被认定为不合格,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强调导师是第一责任人,但由于导师并不能左右投票的结果,那导师完全可以拒绝对此负责;又由于投票通常是匿名的,在理论上,谁都无从得知究竟是哪几个人投了该论文的合格票,也就不会有任何个人对这一结果以及它事后被否定负责。最终,主管部门仍能对培养单位作出问责,但问责的完成并没有改变谁都不对问责的事由出现了——不合格论文——负责的现状。     

规则的乌托邦

2020年11月,代表着市场与技术的互联网企业“虎牙”用保安将不听话的员工抬出办公楼的新闻登上热搜,将市场与官僚制的紧张充分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今天的公共领域存在一种理论与实践间的紧张。在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主流社会科学受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入侵,自觉不自觉地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出发来解释所有社会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市场当成了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公共机制;但在实践上,今天的公共部门仍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每当公共部门发起市场化的改革,往往就会催生新一轮的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紧张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大迷思。     

“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了公共行政的研究之中,为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一种后现代气息.后现代公共行政宣布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失败,要求公共行政改变其控制导向,批评公共行政的控制追求引发了社会群体间的对抗,提出在公共行政中建立起包容他者与包容差异的文化.后现代公共行政显然是对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一种反叛,因而,遭遇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护卫者的猛烈反击,双方形成了一种激烈的交锋.在这种交锋中,后现代公共行政更加充分的阐释了解构现代公共行政的立场和观点.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增进共同福祉与解决冲突是政治的两大功能,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条件。其中,后者是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条件。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模式,一是因为在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且只能以某些人的牺牲为条件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以一人一票和多数统治为内容的民主构成了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二是因为社会成员对于民主的价值本身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随着多元社会的形成,民主的合法性条件受到挑战,从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这一危机做出了回应,但现有的回应并不能使民主走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