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帮了我大忙

我是一名54岁的山区农民,1984年入党,种了一辈子地,没出过几回山。 以前,我看到村里其他党员订党刊,觉得没啥用,就以家里究没钱为借口没有订阅。去年起,乡里出钱给我订了《共产党员》杂志,发到手里却没怎么看。去年,市里有一家种子公司到我们村来推广新玉米种子,在我的劝说     

对恶意欠薪者施以重典——增设“拖欠工资罪”建议得到全国人大检查组重视

年关,欠薪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处理不慎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率《劳动法》执法检查组来广州检查,副市长苏泽群、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张杰明、市     

他人致伤我没什么事,我致伤他人却被处行政拘留,公平吗?

邹某问:2002年,我刚满18岁,就被邻居用水果刀划伤额头,报案后派出所带我去鉴定伤情,因为我的伤口长度不到4cm,构不成"轻微伤"。那个行凶的人只受到200元罚款的处罚。今年初,我在小区遛狗,狗狗大便了,我正要掏出卫生纸收拾,一个大小伙子骂道:"他妈的没有教养,污染环境!"我问"你叨狗还是叨人?"他说"老子叨人,你想怎么着?"当即我就与他吵了起来。他冲上来挥拳打我,我闪身让开并随手一挡(他说我"打"),他没有站稳便一头     

车祸后伤者自杀身亡,肇事驾驶员当负什么责任?

老包问:今年5月,我驾车路过主城区时,将横穿公路的女大学生小菁撞伤。我当即送伤者去医院救治,并预交了医疗费,雇请了护理人员。经医生检查,小菁右手腕关节骨折,下牙床骨折,下唇有3cm裂口。经有关部门鉴定,小菁所受伤害为伤残8级,我负大部分责任,小菁负小部分责任。住院十几天后,小菁擅自离院回家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身亡。在法院调解的时候,小菁家人要求按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标准进行赔偿。我不同意,只同意按8级伤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法院作出判决:我除承担小菁的住院医疗费用外,另外再赔偿因小菁死亡而造成的损失费(如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的20%。我不服一审判决。请问律师,我可以提出上诉吗?     

生态制度视域下的草原政策演变述评

不同时期的草原政策是对＂发展＂概念的政策诠释。在将＂发展＂仅视为＂经济增长＂时期,草原的功能被定义为与农地一样的,单一的生产资料。这一时期的政策制定由于没有考虑草原的生态功能,在制度层面造成了对生态的巨大破坏。随着国际国内发展思想的演变,延续和实现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话语。以保护和恢复生态为目的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同时新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已经开始逐步影响中国的环境资源政策,成为一种新的管理探索模式。     

嫁出门的女儿因车祸去世,赔偿费用该全部归男家吗?

问:我女儿赵英去年春上嫁到王老头家。王老头的儿子王均和我女儿两人是几年前在宁波打工认识的,过门后不久,小两口就到宁波去打工。才去几个月我女婿王均就打来电话,说我女儿赵英不幸因车祸死亡,王均也受了伤。王老头在县里请了一位律师一道去索赔,还复印了我家的户口本和我老两口的身份证(我妻子已56岁),并让我家老两口     

人口流动背景下我国中心城市的公租房建设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高房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流动人员的住房困难是每个国家和社会都不容忽视的重大难题。本文选取了公共住房体系运作较成功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各地经验特点总结了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公租房建设对解决我国面临的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吗？

读者小菁问：我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三年。今年五月母亲发电报给我,说父亲生病叫我速回家。我回家见家里正大摆宴席,庆祝我家招赘同村青年昊大勇为婿。我大感意外,气恼不已。原来父母觉得我家无儿子,昊大勇勤劳诚实,他又愿意男到女家,就不征求我的意见。竟自定下婚期,并于前一日由我堂姐代我与吴大勇去办理了结婚登记。     

建国以来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而在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已经无法通过集体主义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管理,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建立平衡国家与农民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已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