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观之时代精神解析

刑事政策经历了古典、现代和当代三阶段的演进。当代刑事政策观念基于历史的承接和现实的推动,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通过对刑事政策构成要素的理性剖析得以具体体现。作为反犯罪活动经验型对策体系的中国刑事政策,与刑事政策当代趋势的差距,不在于实践艺术方面,而在于观念层面。     

死刑威慑力的犯罪学分析

死刑对遏止严重犯罪最具威慑力,一向是国家保留死刑的最主要根据。事实上,无论是死刑立法还是死刑执行,都不可能产生人们所预期的特殊威慑效果。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惯常于从一般法理角度或从人权原理出发去进行应然性探讨,难免思辨有余而说服力不足。立足于对现有实证研究结论的正确解读和基于人性立场去伪存真地辨析,不仅有助于终结在死刑存在根据上的简单重复和无谓争辩,而且也有助于认清无论是死刑的废除还是保留皆具有其合理性的实质,从而明确国家在推进社会文明语境下控制死刑应该努力的基本方向。     

论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犯罪概念的区别

在研究犯罪问题时,人们习惯于以刑法犯罪定义作为思考的逻辑出发点。事实上,除了通行的刑法犯罪概念外,还有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只有正确认识两种犯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的实质所在,才能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并形成科学的犯罪观念。两种犯罪概念虽有联系,但区别是根本性的,这就是二者对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是从各自的立场去理解和把握的。较之刑法犯罪概念,犯罪学中的犯罪只遵从于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性,既不受刑事违法性要素的制约,也不对应于刑罚处罚。     

商业贿赂的特点与对策思考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为此,党和国家在反腐败的统一框架下,把开展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作为 2006年专项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重点。准确地把握现阶段商业贿赂的特点,积极探索反商业贿赂对策,不仅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犯罪预防的概念

论犯罪预防的概念张远煌犯罪预防既是整个刑事科学（尤其是犯罪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为各国政府和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但预防如同“自由”、“平等”等高度抽象的概念一样，由于其涉及面广，本身就因颇具灵活性而难以准确界定，加之人们在探讨犯罪预防问题...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防控对策探析简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越演越烈。本文在深入剖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准确诊断病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立法；2．强化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3．进行非刑事司法治理方式的探索。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防控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现象透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巨大的市场潜力与优厚的投资政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然而,由于受中国市场经济的欠成熟与欠发达、配套的市场法制建设的相对迟滞,以及商业领域盛行的潜规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滋生了在华外企大肆行贿的土壤,使得其较国内企业行贿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更高的组织性和更大危害性。因此,只有通过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行贿犯罪查处与打击力度、适当增加行贿成本与代价等多头并进的举措,才能有效化解当前愈演愈烈的在华外企行贿犯罪现象。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治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法治实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就完善我国立法和改进司法而言,以下三方面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升立法观念,确立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概念,是构筑反有组织犯罪法律体系的基石;提升对有组织犯罪特殊危害和演变规律的认识,是完善立法、推进司法的重要保障;有对称性地严密法网、严厉制裁,是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导向。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海峡两岸毒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研究

相对于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的空前发展,与政治有关的事务性议题则裹足不前,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对犯罪的共同打击亦没能例外。就毒品犯罪的两岸侦查协作而言,虽然目前通道还不够通畅,面临的现实困难也不少,但继续深化合作显然是双方均能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有其现实的考量,而且也有双方的法律和刑事政策基础。基于目前的实践状况,以下事项应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岸均能接受的侦查协作改进措施:确立两岸执法部门直接对话通道、搭建两岸毒品犯罪情报交流平台、联手组建专案队伍与确立两岸执法收益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