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与结构优化

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在市场化导引下产生的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的结果。农村市场化改革所激化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飞速前进,同时也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客观上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八个月:超载车少了八成

2013年9月3日,在信阳市平桥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治理全区农村道路超限超载车辆的决定》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通过近8个月的部门联动治理,超限超载车数量与前期相比下降80％,“后八轮”等重载车辆几乎销声匿迹,“治超”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群众呼声 人大决定 “由于过往车辆严重超载、超速,肖店至明港的公路仅使用1年就遭受严重破坏.”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2012年4月,平桥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专题调查了农村公路车辆超载情况.     

加深对新时期国有企业的再认识——基于广州市国有企业改革的调研与思考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现在的国企已非当年的国企.对于新时期国企不能简单地以“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视角来认识,而是要思考如何将其当作与民企和外企平等的市场主体来看待,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引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和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企改革要有长远规划,也要有近期路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是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基本需要,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久性、基础性工作,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体的权益、科学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了一种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村民自治与宪政的价值互通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村民自治是一种宪法权利,村民通过行使宪法赋予其的选举权和自治权,与乡镇政府的国家权力和村党支部的执政党权力进行抗争与博弈,从而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各项权利,这其中就蕴涵着一种宪政精神和价值理念。     

行政改革的难题:政府角色定位

文章对行政改革中政府角色定位进行分析。一是在行政扩张中政府角色的定位。认为行政扩张在后发国家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必要性,同时又指出,行政扩张必须适度,必须与行政改革的目标相协调,必须与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同步进行;二是在产权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主要是公有制的产权管理要在国有资产营运、管理和监督机制,企业领导体制及企业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力争有大的突破;三是社会自治与政府角色。其基本思路是“还权于民”,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此,需要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和约束政府行为。     

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设计原理与基础理论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来源于法治乡村建设的总体战略,立足于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服务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要,最终目的是推动我国法治乡村的建设进程。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于明确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基本概念,探寻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梳理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在科学性、统一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原则之下,立基于法治评估理论、计量法学理论、信息化测评理论和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     

传承与超越：行政法平衡论之检视

传统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通常处于失衡状态。行政法的失衡严重地制约着行政法公平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全面实现，阻碍了行政法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惟此，平衡论者主张现代行政法应是平衡法。平衡论的提出在我国理论界曾经引起巨大反响，其中有赞颂，有鞭罚，有共鸣，更有批判，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失与不足；但作为至今为止最能清晰展现现代行政法逻辑关系的理论架构，平衡论应当日趋完善和超越。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特征与趋势研究

中国旅游业经过高速成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具有资源开发的宽泛性与不均衡性等特征，发展趋势是产业地位和作用强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组织集团化、管理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生态化和可持续化、支撑科技化、盈利模式复合化。     

广东大部制改革:比较与思考

广东在大部制改革中提出将深圳、顺德、广州和珠海作为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先行先试地区,这四地在大部制方案中形成了三种模式,即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的深圳模式,以党政联动为特点的顺德(及珠海)模式和体现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之稳健特色的广州模式。广东各地的大部制改革,有的带有探索性质,有的可以为全省作示范,其做法都值得讨论和思考,并对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广义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