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党的凝聚力

齐卫平、年士萍在“民族精神与党的凝聚力”中指出:增强党的凝聚力是江泽民思考新时期党建问题中突出强调的一个思想,具有深刻的意义。对执政5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凝聚力的强弱是其核心地位和领导权威的切实证明。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党以坚毅的决心、果断的举措和出色的领导,充分显示了凝聚民众,战胜非典的能力,使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得到宏扬。文章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融于历史,见于现实的民族精神;二、中华民族的传统秉性与众志成城的思想底蕴;三、弘扬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是党增强凝聚力的必然要求。本期视点     

韩美林:“没有文化的文化”最可怕

政协委员韩美林说;21世纪是中华民族腾飞的时代,必须用先进文化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才能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文化”不应该只是文化界的事,也不只是文化人的事。现在社会上没有文化的事情太多了,“文化人”没有文化的怪现象也很严重。     

承载民意的责任

近几年来，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实践代表建议督办的方式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赢得了代表们的认可。     

打造生态珠海,把珠海建设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先行示范市

把珠海建设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先行示范市,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对珠海提出的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为生态珠海的建设出谋划策,本课题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生态城市建设进行了研究,从构筑生态环境强市平台出发,在分析珠海市生态环境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把珠海市建设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先行示范市.     

试论刑事侦查执法理念的重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追求。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侦查制度,同样,面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作为刑事执法理念必然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和司法观从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理念,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     

全省各地相继召开人大宣传工作会议

10月10日，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于12月10日前选举产生。     

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保证作用

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并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制度建设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反腐倡廉制度落实。     

抓“三个到位” 树行业新风──山东省费县国家税务局行风建设纪实

近年来，山东省费县国税局严格贯彻“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税收工作方针，制定了严格的办税纪律，强化监督措施，狠抓行风建设，收到良好成效。 教育到位 增强防范意识 　　在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上，该局开展了廉洁勤政“五个一”活动，即每月一天廉政学习日，学习党纪、政纪条规和正反典型案例；每季度一次“述廉会”，单位和个人对照廉政规定，自查自纠；每半年召开一次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每年举行一次党纪政纪法规及廉政知识考试；每个单位培养一名廉洁勤政标兵。他们把“五个一…     

重视“润物无声”的党史题材课文-析建国后上海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党史题材课文的演变

利用学科的渗透功能,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课题。我国中小学教材,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包含有丰富的德育素材,是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将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素材更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极好材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民族精神的内涵,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加强对青少年进行党史和革命史…     

论代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代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民法典的制定进程中引发越来越大的争议或关注，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我国继受的是大陆法系之法律体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时时受到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和理论的猛烈冲击：二是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在社会实践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与我们所承担的繁重、复杂的立法任务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何在我国民法典中将两大法系不同的代理制度纳入，并融合在一起，制定出全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代理制度，就成为民法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我国代理制度发展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把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