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论毛泽东

《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是一篇海外文摘,评价了毛泽东的一些理论和政策,反映了美国人对执政多年的这位中国领袖的看法。《整风整社运动》是对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经济整顿工作的一个概略回顾。宋黎同志的长篇《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至本期全部载完。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社会安全阀与维稳新思维

一些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社会转型背景下执政党社会管理功能的创新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多元管理主体中,执政党处于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承担着引导与整合两大功能。由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动,执政党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仰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整合社会利益格局、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困境。充分发挥执政党社会管理功能,必须从引领社会思潮和凝聚社会共识、探索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机制、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以社区党建革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四个方面探索新的路径。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察机制述论

中共初创时期即对党风党纪问题有一定认识,自1927年起,20余年间党内监察机构几经变化,时断时续,呈现出受联共(布)影响较深、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连贯、党政监察部门分设但共同行使职权等特点。在民主革命的风雨历程中,中共党内监察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维护了党的纪律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威信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它为中共加强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特别是监察机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当然,它亦存在着某些缺陷。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如何交往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事业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刻,领导班子成员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成功合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试论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

邓小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邓小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邓小平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求妥善处理党内外、国内外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政治方向。邓小平关于如何解决城乡之间、先富与后富之间等关系的论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针。     

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

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其核心涵盖了从严治党、有贪必肃、筑牢防线、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在实践中取得了卓越成效,党内法规日益完善、党风逐渐好转,反腐败的方式方法得到创新、巡视工作不断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就可以松口气,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未来要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需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治党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     

论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民主监督体系的重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方面。如何跳出集权与分权的恶性循环、继续保障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现有体制,对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设置的不合理,地方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现有民主制度不发达等因素,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的构建,道德、权力、权利、程序的制约以及公民社会的壮大来维护中央政令的权威与保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     

试析周恩来关于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认知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着正确的认知,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一部分,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认知和实践,促进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起步和发展,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对新时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