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缺失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为此，王逸舟教授认为，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其次要在一些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     

政法工作要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意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求是》杂志2007年第3期发表的题为《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一文中指出：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群众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决定着和谐社会建设的广度、深度和进度。这就要求政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意识，时时、处处、事事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为重。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要求是具体的、现实的。他们既关注我们提出的执法为民、从严治警、司法体制改革等，更关心自身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权益是否得到保护，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因此，政法工作要依法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权利，着力维护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切实纠正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等行为，认真解决群众打不起官司、打赢了官司又难以执行等问题，坚决整治好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治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民群众的发展共识和要求凝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上来，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和创新能力集中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恶法非法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作的《和谐社会中的法治》的讲演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中第一理念就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里面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希特勒是一个很完美的形式法制主义者，尽管他最后是用毒气用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是在屠杀之前经过了法律程序。因此所有的战犯都说，“我是在执行法律，对这六百万人的死亡我不负有责任”。法官们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看到了这个两难问题，于是写了《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认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里获得启示，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这样的话，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被称作善法，法下之法被称作恶法，而恶法非法。     

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李滨先生在《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国际关系的科学方法论一般是指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它是特指由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如果认真研究这种方法论可以发现,这种方法论在社会领域中并非是绝对科学的,而且也并非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价值中立,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实质上这种方法论只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它的背后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借…     

国际关系研究中哲学方法的认识论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先生在新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情况。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总结,这些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哲学层次,第二个是学科层次,第三个是具体方法的层次。他指出,在本体论之外,认识论(epistemology)作为哲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它所涉及的是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以及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认识论的体现大体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的主体与研究的客体处于怎样的关系;二是主体认识和解释客体应经由怎样的途径。就第一…     

设立能够统领全局的国家安全机构已成迫切需要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的刘跃进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载《学习时报》2005年4月18日)一文中认为,在我国,直至目前还没有一个从全局上统领整个国家安全工作的机构,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系统化的国家安全形势。当前,保障国家安全的任务已经很难由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完成,即便是军队、警察、情报、外交等专职性机构,也无法完成对国家安全的全方位保障。例如在SARS突然袭来时,在艾滋病人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在文化霸权、金融危机、生物入侵、水资源短缺、三农、失业、矿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