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具有方法论的含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是批判的,是反形而上学、反体系的,其终极指归在于原初地描述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世界,从而为人们理解和变革现实生活世界提供指示.只有符合这一实质的方法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方法.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之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特定关系人、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然而,检察机关在现实侦查工作中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本文主要从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探析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几种情况,进而提出为遏制和打击腐败,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推定证据制度的设想。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已进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高峰期，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目前我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更多的是限定于党内法规这个层面上，而真正属于国家法律范畴内的法律法规相对薄弱。如果党内制度不能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将无法增强其强制性和约束力。     

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2009年月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中大有可为。面对形形色色的农村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应从解决矛盾这个核心目标出发，在传承司法传统上求突破，在解决矛盾方式上谋创新，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陈水扁家族弊案透视

在台湾政局经过陈水扁8年操弄之后，台湾人民越来越理性和成熟，更多地将视野放到如何发展上来。     

论预算审批制度的完善——兼论我国《预算法》的修改

预算审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受立法技术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尤其是《预算法》对于预算审批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人大预算监督权难以有效行使。笔者建议以预算法修改为契机,汲取发达国家预算审批制度精髓,从审批主体、审批对象、审批权能、审批程序等多方面对我国预算审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立法完善,以期推动我国的财政法治进程。     

一笔欠款引出三宗罪

正借款要不回来怎么办?一般都是到法院起诉。但浙江省天台县人杨再权却选择委托朋友对欠款人进行手机定位,跟踪、拘禁欠款人,逼其就范;他伪造多名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托人进行劳动仲裁,希望以"群体讨薪"的方式讨回已虚增了的欠款,先后引发了浙江省首例枉法仲裁案、首例利用手机定位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案以及一起非法拘禁案。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杨再权,不仅自己在追讨欠款的路上离法律越来越远,还致使5个朋友被拉下水。2012年年初,这3起连环案案发。2013年3月6日,杨再权获刑。     

泰国华僑的經济狀况(1948—195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的主要輸出品,按次序来說,仍然是大米、橡胶、錫和木材。在1951年,这四种商品占全国輸出总額的86.5％。近年,华人关于这些主要产品的經營,其地位已有几方面重大的改變。泰国的生产、消費和輸出的主要項目的大米方面尤其如此。自从1946年以來,泰国的碾米厂數目增加迅速。1950年有925家,而現在估計有960家。如果說在20年代里碾谷能力的增加大部分发生于曼谷区域之     

加强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税收管理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我们国家多种经济成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税收征管工作已成为国家、地方税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正确认识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国家地方建设和税收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是权益之计,而是党和国家一项长远的方针,绝不是单纯对公有制经济拾遗补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