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当下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同时存在,假定一起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发生后,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应当定罪量刑,但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并没有对其进行定罪量刑,甚至没有进入国家刑事诉讼程序。那么,罪刑法定与刑事和解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与统一？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本文首先界定了刑事政策的概念,提出了一家之言: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然后对国外及国内有代表性的关于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了评述,从个人对刑事政策学的认识角度出发分析了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的内容,即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实然刑事政策和应然刑事政策。这一观点可将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法学及刑事侦查学区别开来。     

“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共犯问题解析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共犯的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四种主体,但对实践中出现的其他主体的类似行为如何处理？对该问题的解析需要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入手,若要明确司法解释的性质,需要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及其客观表现着手。只有在明晰＂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主观罪过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基础上,就各个罪过类型的客观表现进行区分,才能在此基础上将相关解释定性为＂注意规定＂,并以此对疑题进行解析。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论警察刑事和解权的正当性

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在进入中国后便遭受颇多质疑,警察刑事和解①更是饱受诟病,尤以和解权的正当性问题为甚,而对警察刑事和解权正当性的论证可从三方面着手:法律依据,即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否并括;理论基础,即法律原则与理念价值是否并融;现实条件,即社会需求与实践活动并行.     

论商业贿赂犯罪

<正> 本文所指的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购销过程中的犯罪。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1979年刑法典尚未对此做出专门规定。1993年9月2日,立法机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中将商业贿赂做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予以禁止,并且在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首次将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刑事否定评价。1995年2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9条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作为商业贿赂内容之一,单行刑事法律首次予以规定,但这并不能完全涵括商业贿赂。因此,研究商业贿赂的特点和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为刑事立法提供理论根据,为刑事司法准确、合法、及时地打击日益猖撅的商业贿赂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都有重要的意义。     

限用死刑的另一理由——犯罪人被害化

犯罪人被害化可以成为限用死刑的另一个理由。通过对现象描述、政策路径、刑法规定、程序对接的论证,说明它们分属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四个学科,以知识与规范的系统协调,证明这一命题的成立。由于犯罪人被害化,犯罪原因并非全部是犯罪人的个人原因,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应当被分担,由国家、社会、其他人承担一部分,犯罪人不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论刑事司法三大模式的结构

目前各国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模式主要有三种：国家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三者相互并存,互相补充。当今,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是以国家司法模式为主、以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补充;而今后将形成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型模式＂,协商性司法为＂辅助型模式＂,传统国家司法为＂兜底型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构。它们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期达到犯罪行为发生后定纷止争、预防再犯的社会效果。     

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和解条款之反思——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诸多条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其重要部分之一。但该程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参与角色方面的问题,角色定位不明甚至互相矛盾,对社会第三方的地位不够重视;其次是和解程序不够明确,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再次对未成年人来说缺失了至为重要的帮教程序。而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既是对刑事和解价值理念的误读,更是应然的和解价值与实然的传统刑法理念相互博弈的结果。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