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情

从肃穆庄严的审判台上,从明辨是非的裁判书上,人们认识了你——共和国法官。 或许多了分严谨、少了分轻松,或许多了分冷峻、少了分言笑,可在你心里,一样有爱,一样有对生活的追求。 都市的街巷、田间的阡陌、高原的风尘、大漠的黄沙。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朔风吹雪的塞北,从碧波浩     

全球化与冷战后国际冲突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冲突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即碎片化、边缘化和国际化。而全球化正是使国际冲突产生这些新特征的根本原因。只有把全球化建立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国际冲突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探究——以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为视角

近年来,职务犯罪始终处于易发高发态势,虽然检察机关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力地打击了腐败现象,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律,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在诸多缺失,难以适应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与党的要求和民众的期望尚有不小的距离。借鉴国外的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赋予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并对其加以程序控制,才能更有力地打击职务犯罪。     

余姚市三百人大代表“上门述职”

2005年12月5日至11日,余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市人大代表“走访选民周”活动。304位市人大代表通过上门走访、约见座谈,或公开电子信箱、电话、意见箱等方式,走访了1.6万名选民,召开座谈会246个,征集到议案建议线索395条。该市的这次“走访选民周”活动是为今年1月21日举行的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做准备。西北街道有47位     

“两个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对策

2010年6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新规定的出台都会有一个阵痛和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而言,"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这些影响,并即时构建相应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组织化与“政府-乡村”关系的重构——兼论小农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小农经济在中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其"过密化增长"的特征不仅固化了家庭式生产,同时制约了个体农业资本的积累。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从而缓解了人地矛盾压力,但个体化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却没有根本改变,导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力量增强农民在市场和社会交易中的议价能力,是农民改变弱势地位的前提。而农民的组织化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扶助才能够实现,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是农民组织合法化和规范化的保障。因此,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政府应将农民视为平等对话的对象,而不是传统沿袭下的被管制的群体。     

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

在日常生活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资金集中的场所，因此，针对银行而发生的各种财产性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我国《刑法》第264条便对此类行为做了特殊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可见，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中对“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做了一个概然性的解释，即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针对银行发生的盗窃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的盗窃行为，适用一般的量刑规定；另一种则构成盗窃金融机构这一特殊的盗窃形态，在量刑处罚上适用特殊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盗窃行为具体如何区分，往往成为案件定性争议的焦点。现笔者结合办理的一起案例，谈谈关于如何认定盗窃金融机构行为的一点浅见。     

浅析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具有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损害而应当向受害者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产品责任的根本依据,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事权利的保护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将生产者和销售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加以区分,采取二元归责体系,本文就这一归责原则展开探讨。     

提前抢进『身位』

“经济责任审计‘一把手’，你最关心什么？”、“领导执政过程中，你觉得哪些方面成绩显著、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哪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你觉得针对领导们的一些传闻是否属实？”“你对本区域的发展是否满意？”今年6月以来，桐乡市综合普通干部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筛选成“菜单”．结合进具体审计评价领导干部的过程中。     

新媒介关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特点和对未来的影响——"三鹿奶粉"事件个案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新闻媒介如何科学．有效地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成为摆在媒介面前的现实问题。自非典以来，我国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的信息透明度增强，新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空前的发展。本文从辈受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入手，研究新媒介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特点，及其对未来新媒介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