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和犯罪学研究对警察管理的启示

本文从行为研究和警察工作、犯罪学理论和警察工作以及警察对行为学研究的抵制等方面阐述了行为研究和犯罪学研究对警察管理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古典理论、日常行为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芝加哥学派等的举例,来说明行为研究和犯罪研究对完善警察管理所起的积极作用。     

吴桂贤：波澜人生后的执着与淡定

2010年5月27日晚,北京。国务院原副总理、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同志和丈夫王振涛同志刚从深圳到达北京。28日上午,他们还将一道回王振涛同志的老家山东去。由于两位老人的日程安排较紧,采访就安排在了27日晚上,但没有看出他们有丝毫的倦怠。吴桂贤今年72岁,精神矍铄,十分健谈。1951年,她走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 工。195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9年4月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1977年9月经本人申请、中共中央批准,返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此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使她多了几分淡定、几分坦然。面对我的访问,她娓娓道来已经过去多年的那些往事。从中,我看到她对过去事情的基本认识。     

锦江花满堪留客——一张珍贵照片的考证

1978年夏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次年当选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圣陶（1984年周建人去世，叶任代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主席），雷洁琼（1979年当选民进中央副主席、1987年七届五中全会选举为主席）、叶至善（1987年增选为副主席）四位同志来成都视察，下榻于锦江宾馆，约见民进成都市委会负责同志晤谈，韩怡民、     

心甘情愿买折腾

这年头,最好别出门旅游。此话怎讲？除了汽油费飙升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健康啊,安全啊,饮食啊,哦,还有美元贬值。曾经约朋友一块出游,他罗列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也不肯挪开贵脚一步。宁愿蹲在屋里喝闷酒,或找三两朋友搓麻将。     

大师的价码

夜半，突然一阵电话铃搅得惊心又无聊。我睡意朦胧地接着一通北京国际长途：“王老师!请打开传真。”喔，会直呼在下“老师”者，必不是外人。正想问个究竟，北京那头又开腔了：“收到传真，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接着，传真机像喝醉酒似地呕出三大张传来的玩意儿。     

上海大事记2010年3、4月

三月 2日，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行。俞正声要求加大创新争取突破，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探索新经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韩正签署合作协议。     

近期被查处的部分官员

张宗海 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今年5月18日．张宗海因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经查，1997年～2002年，张宗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人民币300万元，并以他人名义将该款用于个人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     

沉静领导

各行各业都有其杰出人物、卓越领导和伟大英雄。试想一下那些创建或者改造著名公司的男女精英，那些变革了社会面貌的政治领袖，还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他人的消防队员。我们赞扬这样的人，奉他们为楷模榜样，为他们的成就欢呼喝彩。我们觉得，他们代表着真正的领导典范。     

近期这些新规开始实施

【火车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为了方便旅客行程的调整,从2014年12月1日起,铁路部门逐步将铁路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延长至60天,对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不收取退票费。【危害药品】卖假药毒害孕产妇婴幼儿将从重处罚近期出台的《"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7种生产、销售假药的情形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其中包括:生产、销售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生产、销售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假药。此外,对提供资金帮助、生产技术支持、原料辅料供给、广告宣传等帮助的人,依法按照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研究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设立是日本“知识产权立国”政策最大的亮点,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二审的专门法院,并设立了大合议、法院调查员和专门委员制度。由于特许厅在专利的数量控制上占优势,故特许厅的审判前置在确保专门性这一点上仍具有独立的价值。另一方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为实现多元集中化进行了各种尝试,然而该尝试时常受到大合议的干扰,因此需要避免大合议过早干预,同时须处理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关系,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