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致电蒋介石营救邓演达真相

本文根据台北“国史馆”出版的陈诚著《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和《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两书披露的档案资料,揭示了陈诚致电蒋介石营救邓演达的真相,并分析了陈诚与邓演达、蒋介石之间的复杂情感.     

中共党史人物早期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我认为 ,中共党史人物早期思想的发展 ,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辛亥革命前大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 ,又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经过实践和比较 ,他们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阐释这一思想发展轨迹时 ,论者往往忽略了第一个思想阶段 ,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近读《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１卷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字养初)出席中共一大时才19岁,是年龄最小的代表。1902年4月,他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新集街,1916年秋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中学部。中华大学哲学门(现称系)本科二年级,其时有一位在中国思想界崭露头角的新星。他品学兼优,坦诚真挚,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文章写得漂亮,又擅长演说,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榜首。他在《东方杂志》、《光华学报》上发表的《义务论》、《新无神论》、《怀疑     

《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评介

读罢《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田子渝、曾成贵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出版），掩卷而思，感想联翩，情不自禁要向读者推荐，以分享我读书的快乐。本书作为湖北省“九五”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研究成果，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高屋建瓴，纵横交织，立体地再现了８０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全书按党的历史发展时期共分十二章。第一章绪论总揽全书，尤其值得一读。本章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就揭开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序幕开始，侃侃道来，直到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对江泽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述要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专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将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综述如下：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相异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认为第一阶段主要由毛泽东创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第二阶段主要由邓小平创立，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此观点的理论依据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是社会改造的两大阶段，前者要解决把半殖民…     

历史的公正:解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到了生命终了才能作出结论。其实,盖棺未必能够论定。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有多少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盖棺”很久以后,人们仍然争论不休,难有什么绝对的“论定”。这是因为历史人物     

浅谈项英在中央苏区的功过是非

1931年至1934年,项英一直在中央苏区工作。关于项英在中央苏区的功过是非,党史界至今尚未有专文论及。本人愿不揣愚陋,试就本题,略述管见。项英是1930年12月底,奉中央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重任,由上海经福建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在中央苏区的四年中,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革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业。他在中央苏区的主要功绩是: 第一,组建苏区中央局     

中国与印度“赶超战略”之比较

中印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不约而同地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赶超战略”的发展绩效大于印度,说明计划经济体制是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资本稀缺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两种路径,“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也都需要付出各自的代价。对两种战略都需要进行辩证分析。     

论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历史贡献

恽代英不仅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人民军队及其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积极动员军事讨蒋,提出了组织志愿兵计划,并亲率中央独立师参与了讨伐夏斗寅的战斗,暂时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顾之忧。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中国特色革命的道路,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作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中共“三大”究竟应该划归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和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是否提出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中共“三大”应划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没有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