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中共“三大”究竟应该划归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和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是否提出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中共“三大”应划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没有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生存、发展和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全面把握党内民主建设，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低潮中奋进：1923-1925年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湖北的革命斗争实证为例

在二七罢工失败至五卅运动前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是在低潮中奋进。这段时期的革命斗争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转变了斗争策略,主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并由工人阶级的单打独斗转变为联合各界各阶层民众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转变了斗争方法,将党、团员分散到群众社团中去,以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名义开展活动,既领导了革命运动,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深入工农民众之中,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关于五四运动史个性研究的若干思考——以湖北先进知识青年为实证

湖北五四运动有其独特个性。在五四思想解放方面，湖北就有三个显著特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湖北的先进知识青年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抱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湖北先进知识青年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五四运动后，他们热烈追求各种新思想、新文化，通过反复实践、比较，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湖北先进知识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红安精神与大别山精神：一组革命精神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

自红安精神与大别山精神提出以来,学界集中从内涵、特点、价值、传承等向度展开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值得充分肯定。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红安精神在大别山精神中所处的方位问题则仍需关注。以中共湖北党史研究室课题组撰写的《红安精神研究报告》为标志,“红安精神”概念命题正式确立,并于2010年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可,学术界关于其内涵的表述在《红安精神研究报告》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大别山精神”正式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则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的首次提出。近年来,学术界在围绕其内涵表述展开激烈争鸣的同时,也初步构建出其精神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全局性的大别山历史和整体性的大别山精神中考察红安精神,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红安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在大别山精神群像中居于核心位置。     

毛泽东江城遇知音

这是1919年岁末和1920年岁首难忘的半个月。一天下午,武昌横街头胡林翼路18号,林育南和同伴们正在这里忙活。他们将一排排新书架整整齐齐沿墙壁一字排开,将书架上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原来前几天,这家房主的媳妇难产而死,房主怕闹鬼,另迁它宅,将这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便宜出租。正在筹建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南,不怕鬼,不信邪,便靠恽代英伯父捐资的20元和他们先前创办的书报贩卖部盈利的35串钱,租下了这栋房子,楼底做利群书社店铺,楼上做他们的寝室和会客室。     

正确理解《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

林育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给陆若冰的九封信,反映了这一阶段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时下个别"玩文学"的人,不懂这段历史,把这九封信视为林育南"婚外恋"的证据而大肆渲染.纪实文学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任何玷污这块圣地的垃圾都必须清除干净.     

项英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

项英(1898—1941)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从1922年4月入党至1941年3月13日被害牺牲,为革命奋斗了十九年,前九年(1922年初至1930年底)一直从事中国工人运动。但长期来,有关项英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史料有的没有挖掘出来,有的未能引起注意。本文谨掌握的史制,略述     

湖北人民声援“闽案”的斗争

1919年全国人民声援"闽案"的斗争,是五四运动的延续."闽案"消息传到湖北,各界群众,愤懑万状,一致抗议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尤其是青年学生,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在这场斗争中,再次起了先锋作用.     

从英国伦敦档案局保存的三篇报道看汉口“一三”事件真相

汉口一三惨案是1927年1月汉口人民为收回英租界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斗争,斗争的起因,是武汉人民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而举行的集会上,英国水兵在英租界交界处群众集会上当场刺死中国人一名,伤及数十人而激起群众的愤怒反抗.为全面分析这次斗争的真实情况,本文披露几则相关史料,以正事件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