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本不应轻启刑事再审程序

李昌奎一案应否提起或者启动刑事再审程序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民愤大小的问题，在更深的法治层面上是一个涉及法治观念、法律制度以及如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司法操作的问题。从价值判断上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死刑判决的改判已不能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其中必定有着价值观念的差异。但当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已在法官（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之中时，在情感上人们可以去批评它使其惊醒，但在法治的形式上人们也必须学会接受它。法官也有错判，错判应当再审；法官但无悔判，悔判不应当再审。因为法律毕竟是法律，它是严肃的。李昌奎案不应当提轻启刑事再审程序。     

对“性贿赂”是否需要入罪的理性思考

时下,"性贿赂"现象十分严重,由此引发了"性贿赂"入刑的争论。"性贿赂"要不要入刑为罪?"性贿赂"能不能入刑为罪?这不但是一个理论务虚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需要面对的立法问题。尽管"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十分明显,但由于"性"的复杂性和现代刑法对性的宽容性,导致了"性贿赂"难以入刑为罪。其实"性贿赂"的本质所在是权色交易,法律应当设法管住公权力的幽暗之处,加强公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而不在于过度关注私权利领域的性本身。"性贿赂"入刑为罪弊大于利。"性贿赂"一旦入刑为罪,在司法实践的定罪和量刑方面就会面临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障碍。     

拍马文化和官场生态

回放、检视和盘点中国古代的官场生态,贿赂现象恰如一个光学玩具的万花筒,一转一现象,再转又是另一现象,种种丑恶表现尽收眼底,不绝于书,不绝于世,不绝于史。官场贿赂在其发展过程中,还经常发生着各种变异转化,于是乎诸如以字画形式出现的＂雅贿赂＂,如以女色为形式的＂性贿赂＂。     

对商业贿赂的反思与追问

在我国当下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各路商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希图能够尽可能占领各种商业制高点，尽可能多拥有各种盈利机会。他们中有的不断创新制造新产品提高质量以赢得市场更多的份额，     

关于“能人犯罪是否可以从宽处理”的一场刑法讨论——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三十一)

1992年，上海《法学》月刊社曾开辟专栏讨论“能人犯罪是否可以从宽处理”的问题，引起广泛反响。抚今追昔，不能简单地将那场讨论视为“荒唐的闹剧”，而只能放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考虑。“能人犯罪”讨论的插曲，折射出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平等”等法治原则的建立及贯彻是如何的不易。     

从历史看赃款赃物去向

沿着历史长河回溯，可以一眼看出贪腐成了中国历朝历代难以根治的沉疴宿疾。刑法史学者蔡墩铭先生曾有言：“一部中国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部贪污史。”大风有坠，贪人败类，贪官蠹国害民，为历朝历代所痛恨，故也可以说中国的反腐工程自夏朝时代就已开始破土动工。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夏朝的邢侯与雍子争夺土地，错在雍子，雍子为了胜诉便将女儿嫁给判官叔鱼，叔鱼便宣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便当场杀死了雍子和叔鱼。     

刑法分则条文结构中罪过性质与形式的探究

一、刑法分则条文结构中主观罪过性质与形式的现状概览 　　我国刑法总则对何谓故意、何谓过失等主观罪过的性质与形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刑法》第 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行为人只要在主观上存在“明知”的意识因素,并且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因素,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已具备了犯罪的故意。《刑法》第 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     

对刑法中“盗窃金融机构”的重新解读及完善思考

对“许霆案”的认定要求我们合理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的内在含义。刑法是通过刑法规范来保护法益，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保护的是金融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银行分为动态的银行与静态的银行，前者是指交易中的银行，后者是指非交易中的银行，而且仅当行为人盗窃静态的银行方可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盗窃“地下钱庄”的资金钱款不属于《刑法》第264条第1项所规定的范围。从刑法需要完善的角度而言，《刑法》第264条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配置有其内在缺陷，同时，将银行财产与公民财产分开保护的立法体例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与人平等、物与物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     

论刑事法律关系

论刑事法律关系杨兴培人们在其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社会关系。当这种社会关系一旦进入某一特定的法律规定领域并为该法所调整，就成为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在法制社会中，几乎每一种法律都无不规定和调整着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然而，在我们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