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学中的应用

综合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借鉴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学解剖,不仅使行政法学的知识体系更科学、更务实,也为行政法学知识的更新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此外,经济分析强调行政法制度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确立以行政资源与私人资源的最小消耗取得社会交易费用的最大节省为行政法的目标,必将推动行政更有效地为公众服务,而这也符合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取向和行政伦理要求。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质疑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质疑杨解君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上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基本分类，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作为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这种分类已为法学界普遍接受，有的学者已将这种分类引入法律行为的分类中。①但笔者以为，无...     

行政违法的判断

行政违法是人们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评价和判断，即否定性的判断。这种否定性判断在行政法上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判断，它包括对行政行为作出违法性的判断、效力的否定判断及法律责任的判断。本文旨在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进行一般性考察和分析。一、行政违法判断的基本观念行政违法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对行政违法的判断，涉及到“违法”的判断标准（法律规范和法律公植）、由谁作出判断及其具有的法律效力、行政违法与合法的关系、违法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既有利于行政违法的准确界定，也是对行…     

从道德视野谈中国法治之路──中国法治的体认

从道德视野谈中国法治之路──中国法治的体认杨解君法治优于人治，此乃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生活现实，在法治与道德间，究竟谁优谁劣，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今天，在选择法治之路上，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之一。一、法...     

国家赔偿的制度欠缺及其完善

《国家赔偿法》所构建的国家赔偿制度尚存在诸多疏漏。其中,国家赔偿范围的狭小、归责原则的单一、国家追偿制度的不完善、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及其与相关法律的不协调是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现行制度妨碍了《国家赔偿法》应有功能之发挥。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宗旨,扩展国家赔偿的范围,丰富归责原则体系,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使之与其他相关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救济体系。     

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

公物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直接用于公用目的之物,包括公务用公物和公众用公物.公物上的权利(力)关系纵横交错,既包括公法性质上的公物管理权和使用权及其下属权能,也包括私法性质上的物权及其下属权能.两类不同性质的各种权利(力)相互区分,相互交融和作用,共同组成了公物上的权利(力)约束.     

WTO下行政补贴的原则探究

WTO下的行政补贴原则应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框架下 ,充分吸收WTO基本原则的有关内容 ,并纳入《SCM协定》的有关规定 ,以使其内容具体明确。据此 ,应包括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公开原则、国家辅助作用原则。平等原则着眼于对竞争者公平竞争权的保障 ;比例原则着眼于补贴措施与公益目的之间的均衡 ;补贴公开原则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在补贴领域裁量权的程序限制 ;国家辅助作用原则着眼于控制补贴行为的范围和程度     

契约文化的变迁及其启示(上)--契约理念在公法中的确立

在西方 ,契约文化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的世俗源头和基督教的宗教源头 ,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古罗马、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若干个不同的阶段 ;作为一种法律理念 ,契约不仅存在于私法之中 ,而且也融入到了宪法与行政法之中。但在中国 ,契约理念缺失 ,契约现象仅存于极为有限的私法领域 ,就其文化成因而言主要在于 :传统儒家文化与契约理念的不相容、理性精神的匮乏、对利益的漠视。我国未来公法之转型与建构 ,应以契约理念为核心 ,从文化、观念、制度和理性精神等多个层面加以展开。     

法律漏洞略论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法律的规定总会存在一些漏洞，从而弱化法律的实施效果。我国的法律体系总体而言是较健全的，但漏洞亦不少。从我国现行法律状况来看，法律漏洞有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法律）部门漏洞与部门间漏洞、概念漏洞与规范漏洞、单一漏洞或多个漏洞与“漏洞群”、冲突漏洞等多种类型。对此，立法实践部门和理论界应予高度重视，寻求多种途径和方式以减少和弥补法律漏洞     

立法膨胀论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立法。立法步伐加快,立法工作和立法数量可谓盛况空前,立法所涉及的领域及广度和深度也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但是。笔者以为我们在强调立法的同时也要防止立法走上另一个极端。法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立法数量急剧增加,调控范围无所不涉,法治就会变成法的统治,法也势必会泛滥成灾,其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除了无序混乱外,还表现为一种膨胀趋势。笔者主张我们应遏制立法膨胀的势头,减少立法数量,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权威,将立法与其他法治环节协调、统一起来,从而实现真正的、健全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