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劳工：日本国难逃其咎

1997年9月李万忠等42名二战受害劳工以10个日本企业和日本国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经过4年半的审理,2002年3月26日法庭最终辩论。5名原告方面的律师在法庭上从不同角度阐述他们的意见,其中最年轻的犀川治律师用战后日本出生的青年人的眼光,阐述了他对二战劳工案的观点。     

逢蒙不是“蒙古军”或“蒙古人”

《东南亚》1995年第1期第48页有“训练士卒,习尔弓矢,使人人逢蒙(指蒙古军),家家后羿”之句。作者在括号里清楚地说明,“逢蒙”或“蒙”是指的“蒙古军”。那末,该句的意思就是:训练士卒,学习你的弓箭武艺,使人人都象蒙古军(或:使人人逢上蒙古军)。“家家后羿”作者则没有解释。 笔者认为,“逢蒙”、“后羿”是指具体的人。他们都是中国古代的善射者。《孟子·离娄·下)云:“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可见他们还是师生关系。逢蒙、后羿为夏时人。夏太康沉缅于游乐,夷族首领后羿推翻其统治,自立为君,号有穷氏。在古     

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即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造成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不断加剧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甚至陷入资本权力构筑的生态陷阱。面对全球化浪潮与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拒斥资本,但也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设立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公兔的阉割方法

公兔长到3个月后,性活动增强,追逐母兔,不易管理,不易长膘。因此,除留种用外,其余公兔在2.5月龄时应予阉割。阉割后的公兔,性情温顺,好管理。 (一)保定 术者用右手抓住兔颈后皮毛,轻轻提起,左手抓住两后肢,腹部朝上放在一条凳上,用细麻绳将兔的四肢分别绑在条凳上,兔呈四肢分开仰卧状。另外用一条细麻绳对折,将绳中间挂在前门牙上,交叉绑一次,左右分开绑在两条凳子腿上,使兔头固定。避免兔挣扎时影响手术。 (二)阉割方法 兔子的睾丸在腹腔,不易发现。术者右手四指并拢,贴着腹壁,在腹中部由前向后用轻力按摸,摸到骨盆腔时稍用力向前挤,即可将睾丸挤入阴囊。左手固定,     

香港的司法制度(中)

2、上诉法院香港在一九一二年通过《最高法院上诉条例》而成立上诉法庭,当时最高法院的全部按察司同时又是上诉法庭的按察司,故上诉庭又称“会议庭”。一九七五年修改《最高法院条例》,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按察司才区分职守,现在的上诉法院由首席按察司和九名上诉按察司组成。上诉法院是香港最高审级法院,审理根据《地方法院条例》第六十三条提出的上诉案和对高等法院判决、土地和小额赔偿两个审裁庭裁决不服而提出的上诉案。上诉法院还可接受律     

扎根边疆育良种──记农艺师倪正昌

倪正昌，原是云南省甘蔗科学研究所（驻开远）的工人。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1975年8月调梁河县工作。1977年，日处理500吨的梁河糖厂建成投产，甘蔗需求量巨增。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下，倪正昌率领甘蔗技术推广站的同志，及时引进近百个甘蔗品种，在九保乡进行试验、推广，缓解了甘蔗供求的矛盾。但由于环境不同，引进的甘蔗的产量、性状不稳定。老倪决心培育出适应德宏州条件的优良甘蔗品种来！甘蔗有性杂交育种，是比较理想的培育新品种方法，但有性杂交育种要经过培育实生苗、建选种圃、鉴定困等9个阶段的试验，才能鉴定出有否…     

所有制只是一种经济手段 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

针对目前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缓慢的现象,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淑莲教授谈到:     

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爱弥儿》——与《理想国》对勘

卢梭的《爱弥儿》虽然长期被视为教育论著,但是无论从卢梭本人的观点还是从其本身的意义来看,它都应当同时被视为一部严肃的政治哲学著作。卢梭以自然人性在社会中的培育和保持作为公民人格教育的关键,并以其整全性作为良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建构路径不仅使《爱弥儿》与卢梭其他主要著作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之与《理想国》所描述的古典公共教育形成对照呼应。这种对比意味着应将《爱弥儿》置于更为广阔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借此发现卢梭思想中的潜在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让官员归官员让作家归作家

无论是官员作家还是作家官员,让官员归官员,让作家归作家,首要的是厘清角色定位,做好份内之事,这才是真问题。     

西方城市管理模式的多维探索

国家政权因素在塑造城市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某一国家或地方背景下,城市管理的建构和定向,反映了其持有的准则、价值观、信念和常规。同一国家背景下的不同城市,以及不同城市部门,具有不同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