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幸福课堂

群山环绕,阳光从云缝中钻出,洒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的校园内。绿红相间的塑胶操场、干净整洁的校舍大楼,白墙绿树之间,已不见从前村小的模样。这里的蝶变,是中益乡小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瞩托,始终把“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让距离不再是阻隔大山娃放眼世界的障碍。他们也能同城里娃一样,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在大山深处的“一方课桌”上,书写灿烂的明天。     

接管空间、对抗规则与建构仪式：大学生对手机的课堂驯化实践

随着移动传播与互联网络的发展,技术与日常生活日益捆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如何获得、安置及使用设备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重要话题。沿着驯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在教学场景中如何“被带入、被放置、被使用”,以及如何“被驯化”以适应课堂环境文化。研究发现,传统的“驯化四阶段”在移动传播语境下有了全新的表现、意义及模式。通过对“设备的想象、空间的接管、规则的对抗”等步骤,最终建构仪式并达成共识,实现了对手机的课堂驯化,既保持着对课堂教学的“在场”,又完成了对手机的“不在场”使用。智能手机进入大学课堂带来了两种对立的空间关系模式,允许学生通过“后门”暂时“移出”课堂环境,对原有教学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党建为“引”,配出城市基层治理“心”方

“叮。”2022年7月27日,万州区双河口街道螺蛳包社区党委书记李建碧的手机收到一封关于号召双B8单元楼居民打扫卫生的倡议书。倡议书一经发出,便引发了社区的“打扫热”。“居民们非常积极,我们党委如今真正做到了一呼百应。”李建碧谈到社区变化时,笑脸盈盈。而这样的笑脸,在如今万州区各街道、社区内是处处可见。     

主持人语 夯实“最后一公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深化基层党建“六项行动”,统筹推进农村、城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探索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持续扩大党组织有效覆盖。炎炎夏日,万州区双河口街道螺蛳包社区党委书记李建碧捧着一碗碗自制冰粉,送给社区志愿者,乱得闹心的“问题社区”如今已变为住得舒心的模范社区;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综合服务专干唐韵秋.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调查及同步监督探究

由于法律关于刑法变更执行监督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侧重时候监督而忽略的事前监督。本文通过某县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消费者合同中价格条款的法律规制

消费者合同中的价格纠纷在理论上涉及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意思表示的解释等彼此勾连的几个问题。需结合《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价格法》等现有规范与相关理论,认定经营者单方价格表述是否构成格式条款,并对其进行订入控制与效力审查。在价格条款无效或被撤销时,需要对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在价款问题上的意思表示进行规范性解释与风险归责。这一系列环节体现了“前教义学”中的先前理解、价值判断与教义学证立两个阶段的紧密结合。     

试论新常态下国企领导干部加强责任担当的重要性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破解难题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一批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领导干部,但当前部分国企领导干部由于各种原因不担当、不作为,迟滞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稳健发展的进程。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分析当前时代背景下国企领导干部在担当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阐述了加强领导干部责任担当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思考。     

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组织”的犯罪学分析--以最高院10例死刑复核裁定书为样本

经过对最高院10例死刑复核样本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恐怖活动组织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对此须确立“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恐怖组织的骨干成员均为少数民族,学历偏低,收入微薄,多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恐怖主义思想,故国家应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注重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改进少数民族区域的扶贫开发政策,减小东西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主观目的上具有双重性,其直接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怖,引发社会恐慌,终极目的则是实现某种社会价值追求;客观上,其犯罪行为具有严重暴力性,攻击对象不特定或具有象征意义,危害结果往往不堪设想。     

公权力应对境外上市法律风险策略

从总体上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来源于并表现在法律环境、法律行为以及法律冲突和相关诉讼等方面。有效防范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法律风险,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还要从这些风险来源着手,通过公权力的适当介入,解决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扩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融资平台、适当放宽企业上市条件、强化风险程度较大的境外上市方式监管等问题,为企业构建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