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事故认定行政可诉性分析

实践中,交通事故发生后,交通管理部门会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当事人的责任,对此,当事人即便不服,也无法提起行政诉讼。可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有权选择采纳或者不予采纳,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在民事判决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效力不被认可,但行政法意义上却具有效力的矛盾场景。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到底是否行政可诉,本文将对交通事故和其认定书的性质进行分析,进而论证交通事故认定为行政确认行为,从而对其可诉性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论证。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迫切需要转变政府职能

辽宁作为我国最早进入并最晚退出计划经济体制的省份,不仅老的大型国有企业偏多,而且传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府职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现象迟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缺乏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成为制约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深层次体制障碍。因此,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有竞争力的发展环境,就成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     

国际投资协定的结构性转向与中国进路

国际投资法的传统范式是在资本输出国的推动下向着投资自由化方向发展,在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同时忽视东道国对外资的规制权,形成了向外国投资者倾斜的结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输出增长显著,发达国家也受到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案件的困扰,东道国规制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在地缘政治背景下更加陷入困境,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固有平衡被打破,矛盾愈显突出。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陷入正当性危机的同时,双边投资协定通过投资目标内向化、嵌入企业社会责任、扩张安全例外等方式,实现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益和东道国经济主权利益之间的结构性转向（re-orientation）。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混同,促使我国在双边投资协定升级的基础上,探索高标准的投资者保护与灵活的东道国规制并重的新结构进路。     

金融自由化的逻辑和金融"边缘"变革的局限性——以三个金融试验区为样本

学界关于自贸区的研究集中于政策维度和比较方法.政策维度的研究目的是检视自贸区政策的实现度,从而肯定自贸区的设计功能和应然理性.比较视野的研究方法意在分析自贸区的现实功能和全球化视野中的规则制定逻辑,从而确立自贸区的正面作用和改革意义.本文采取更为宏大的叙事语境,将自贸区和其他两个同时期设立的试验区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以便审视自贸区和其他金融试验区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起点,本文认为地方性试验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框架中已经难以起到有效的"涓滴"效应,"边缘"变革的局部性改革范式也无法解决整体性的金融抑制市场及与之呼应的金融监管框架难题.实现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三个金融试验区的金融改革目标需要"核心"变革,真正触及抑制型金融市场的抑制维度,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和自贸区终极改革的目标.     

社会主义新农村治安防控体系之建构

农村稳定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前提,认真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的现况,查找深层次原因,围绕基层公安机关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目标,找准公安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建构社会主义新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努力创造良好的农村治安环境。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体现了东道国规制权与外国投资者保护之间平衡、失衡和再平衡的复杂和动态关系。国家安全概念的开放性,导致缔约实践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性（self-judging）和扩张性明显,影响甚至是危及国际经贸秩序的稳定性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公平性。国际投资协定的文本分析与统计数据显示,安全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内容代际变化。以此为参照,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显示出不足之处,我国需要有所应对。     

抓住西部开发机遇 拉动辽宁经济发展

按照我们辽宁人的预期,在进入21纪的门槛时,国家投资的重点会沿着海岸线继续北移到辽宁。然而,当历史车轮真的迈入21世纪的大门时,国家的投资曲线却拐了个弯,扭头西进,吹响了进军西部的号     

为什么必须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在1999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特别提出近两年来有三条经验值得记取。其中,中央提出的第二条经验是:适应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这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经验更加丰富,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