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必须法治德治“两手抓”

让法治阳光普照,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律准绳;让德治清风吹拂,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基石,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     

犯罪结果分层与罪过形式的确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个罪故意、过失等罪过形式的判断标准向无定论。本文从对犯罪结果进行分层着手观察,认为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定罪性犯罪结果和量刑性犯罪结果,其中定罪性犯罪结果是表征个罪具体法益的犯罪结果,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故意过失心态,就是个罪的罪过形式。各种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的心态非常复杂,常常与行为人对定罪性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不同。分析各种情形中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人对量刑性犯罪结果所持主观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决结果加重犯、包容犯等诸多问题。     

抗疫先祖东晋医药学家葛洪

葛洪(284—364 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汉族,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东晋著名医药学家.他出身于江南士族,其祖父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葛洪少年好学,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十六岁开始博览经、史、百家典籍,擅书法,以儒学知名,曾参与镇压...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是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凝结了毛泽东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忧患思考和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赶考”精神,要永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人民“考官”地位,以永不懈怠的“赶考”精神破解“两个大局”的时代考题。     

劳动力培训与外出的社会动员思考——以新疆柯坪县为例

柯坪县是位于新疆南疆地区的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地处戈壁荒漠,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该县属严重缺水地区,全县有百万多亩可开垦荒地,大多数地势平坦,土质优良,但因水资源缺乏,播种面积仅占可耕地的3％,这极大地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其农业区用水主要依靠2处泉水汇流。在民族人口分布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柯尔克孜、回等民族交错聚居。     

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学界定

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法益类型具有复合性,既包括个人法益,又包括社会、国家法益。单从法益的种类来看,具有处罚必要性。为合理处罚恐怖主义犯罪,刑法学需要作出相应的界定,在刑法学的犯罪理论下具体分析出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件,基本的要求是犯罪目的具有双重性,犯罪行为应不限于传统暴力行为。     

行政复议适用调解方式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研究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尤其要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调解是行政程序的重要内容,具有正当性,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解决行政纠纷调解方式的选择权。在法治视野下,调解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手段,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具有可行性,如调解契合行政复议的立法精神,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公信力。在行政复议乃至行政诉讼的实践中,调解已被广泛运用,而且调解已成为国际上解决行政纠纷的通例。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应当建立和全面推动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