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产责任制”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南巡讲话15周年

“生产责任制”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最大“遗产”,它有效遏制了经济生活领域中的“搭便车”现象。把责任制精神引入政治领域,或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要务。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服务型政府需要怎样的施政理念——兼谈政府管理的误区与禁区

本文在给定服务型政府定义的同时，依据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精神，讨论了服务型政府的施政理念和要求，并分析说明了政府管理中的“误区”和“禁区”。文章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地住和功能；需要区分“掌舵”与“划桨”的功能，合理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需要构建有限政府的框架，避免政府包办主义；需要坚守政府“底线”，矫正政府行为。     

服务型政府VS“保姆国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不是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服务越多越好?是不是政府应该包揽所有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我们刚刚要走出大包大揽的"保姆国家"的阴影,难道还要回归政府的全能主义?     

民主在什么意义上说是个好东西?——兼谈为民主辩护的不同理路

本文针对中国学术界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讨论,考察了民主主义、精英主义和完政主义对于民主理念的不同态度,认为民主必须是"宪政的"才是合理的;在分析"权利学派"和"功利学派"为民主辩护的不同理路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知识界应该反思民主问题上的种种思维定式,就民主的普世价值达成基本共识.     

政府也要学会做“减法”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经受了几次重大事件的考验。南方雪灾、“藏独”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然后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甲型流感。在这些事件中，中国政府发挥自身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化险为夷。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最新出版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对中国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在“政府效能”方面进步明显，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关于幸福生活的政治学解读

幸福不等于被幸福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     

制度及制度评价的标准

制度是组织人类公共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①。作为一套稳定组合在一起的规范和规则,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     

破解全能主义的政府改革

正中国政府改革的定向依据政府及其改革的一般理论可以断定,总体上说,一个良好的政府应该是既"有限"又"有效";从现代政府的实践来看,"有限性"转化为法治政府的要求和法制建设,而"有效性"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发展型政府"模式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发展型政府"如果演化为"全能型政府"(政府包办),那就走得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