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的八大观念认识障碍

以审判方式改革为切入点,健全与完善中国司法制度,从而更快地推进、完善中国依法治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已成为当今中国一系列跨世纪改革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举措。　　自1988年下半年,因沈阳扣押邮件事件在全国范围第一次引起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关系问题大讨论①;至199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启动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规范性文件《关于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开庭审判程序的意见》,引发来自最高司法机关之间及全国法学界的关注和争议;1993年9月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1993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式委托中国政…     

谈抗辩式庭审调查中辩护律师的任务及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庭审调查的任务，就在于查实各种证据，以证据确认事实，为正确裁决奠定事实基础。庭审调查是法庭审理的重要阶段，也可以认为是法庭审理的中心环节。检控方向法院提出认定被告有罪的证据，被告方对指控证据的态度和辩护证据，以及法院依职权主动收集的各种证据等等一切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均依法得在庭审调查阶段进行公开查核。庭审调查对起诉事实及各类证据的查核，主要是通过询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等等，让被告人、证…     

民事审判检察监督方式的完善

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对于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完善和规范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是民事检察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核心问题。检察机关履行监督权只能以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出现,以确保民事审判的公平公正。要逐步从加强抗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权限、适当拓展监督的范围、健全监督途径等方面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行使方式。     

维护司法权威与维护法律权威

司法权威不仅是司法部门的权威,还是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司法权威如果出现危机,则社会秩序就将出现危机.维护司法权威是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新《律师法》实施与立法性冲突问题研究

2008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进行了强化或完善，律师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与保障。然而，由于《律师法》的这一修改超越或突破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且它自身存在不足之处，引发了该法的相关规定是否可以有效施行、如何施行以及施行后可能会对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本组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信会对新《律师法》的顺利实施有所裨益。     

刑诉法大修的立法期待能否实现？

在刑诉法大修之际，一个可能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年余，效果究竟如何？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确定并推行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中的成绩已见报端。如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何世明、卢寿林故意杀人、抢劫案一审死刑判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指控事实不能成立，两度发回重审，     

刑事诉讼监督运行机制的重构

修改后刑诉法凸显了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进一步拓展了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完善了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刑事诉讼监督"专章,对监督的范围、手段、方式等程序要素作了具体化的规定。基于此,刑事诉讼监督应坚持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价值目标,以程序公正为指引,遵从诉讼监督规律,重构刑事诉讼监督的     

论律师执业回避

律师,作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在承接各类律师业务时,是否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与诉讼?有关此类律师从业限制和执业回避问题,近来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已引起司法界的关注。 一 禁止律师为了作出有利于自己承办案件审理裁决而与司法官进行非正常接触,是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律师的一项普遍性的要求。虽然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中心意思是一致的。律师胜诉靠的是对法律的娴熟     

依法司法避免冤案

近期,媒体披露了一起典型的刑事错案———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特邀请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纽约大学部分知名刑法、刑诉法专家,就这起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暴露出的问题及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以期引导读者对这起刑事错案进行更深层次的学理思考。     

内地司法机关派员在港澳地区直接取证的规范性分析

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框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跨法域的调查取证及其规范性问题一直面临不少困难,内地司法机关派员在港澳地区直接取证更是受到非议。本文从涉港澳案件内地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现象出发,以一国两制确定的港澳地区与内地关系形变实不变为原则,评析直接取证现象的现实需要以及所面临的法律困惑,提出解决和规范直接证据合法性问题的路径。直接取证制度应得到恰当、适时的肯定与发展,但必须以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或司法协助协议互惠安排为参考,进行区际直接取证有益探索,建立直接取证程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