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改造新模式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监狱借助现代管理方法改造罪犯一直在引发争议,这不止是它的陌生术语和标准让人们一头雾水,更重要的是行刑机制作为一个逻辑思维与情感思维的混成物,其运行远非科学手段所能替代,且不论将一种作用于人心的力量标准化、格式化所带来的伦理质疑,将其数字化至少有受制于机器之嫌.     

完善青少年教养模式的基本思路

随着世界范围青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国际社会都在致力寻求一种能有效遏制、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理想方式。在我国,少年法庭、未成年犯受刑处遇、社会帮教等工作倍受重视。相形之下,青少年教养制度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社会预防犯罪的效能。本文试从矫治理论的视角,根据现有基础条件,提出完善青少年教养制度的几点思路。     

完善犯罪预防的重要尝试——谈我国第一个“社会服务令”

试行“社会服务”意味着突破传统司法模式,体现个人责任和社会保护的并重原则。目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建立多元、灵活的观护机制与形式;沿着我国司法控制圈由外向内适度分离观护对象;选择适于未成年人的无偿公益劳动项目,完善行为督导手段;并坚持制度尝试,以丰富司法预防方式。     

犯罪与法律责任的均衡之义

刑法意义上,刑事和解指侵害人做出的与被害人和解以及与之不悖的与法律合作的行为．“和”不是简单化解人际冲突,而是及时有效救助被害人和修复法秩序;“和解加刑罚方式”强调犯罪人必须承担由刑事与民事性质混成的法律后果,这比单面理解罪刑相应更能载现“责任”及社会公正的道德内涵。何况,审判部门借助于对一些和解方式的尝试还可能创制、混成和定型一些新的刑罚类型。     

对醉驾入刑司法效果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A法院相关审判数据及判例为主要样本

在超大城市基层法院管辖范围,醉驾刑事案件数量一度仅次于盗窃案件,入罪主要标准是驾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醉驾因交通事故和纠纷而被消极发现的高概率表明仍有大量的犯罪暗数;醉驾入刑虽能约束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犯罪人却大多没有犯罪感;与公众报应犯罪诉求不同,缓刑且被重处罚金符合犯罪人的预期;醉驾人多属家庭及社会经济的支柱,作为轻罪和法定犯,如何避免因监禁受到犯罪感染,对于一定时期无交通违章和违法行为的,如何消灭前科记录,都是刑事法机制后续应予解答的问题。     

自由刑执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刑是刑罚的实质阶段。刑罚报应与预防有赖于高效合理的行刑机制的运作;刑罚人道公平的价值理念也须有相应的法律内容和程序载现。故对行刑法律尤其是处于行刑制度重心地位的自由刑的执行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确有必要。目前为规制行刑活动,《刑事诉讼法》与《监狱法》...     

论行刑教育化

在行刑中个别预防的积极方式是改造,这是改造目的确立的根据;而建立在刑事制裁和刑罚报应、预防统一基础上的行刑教育化,既具有刑的本性,以致它不应违背刑罚原义,又在某种程度超出了罚的涵义,浓抹着监狱运作中的人文色彩。行刑教育化是法律微观层面的价值取向,它本身需有成本与效益的合理比值,于是要保证相应的刑罚量就应正视行刑教育化会不会消减刑罚力度的问题。同时行刑教育化是在刑罚即成事实前提下为弥补刑罚不足施行的,它本身具有高成本、低产出的特点,因此行刑教育化是社会的必然选择,但并非万能     

从司法预防视角谈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思路

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应是行为督导、生活扶助,强制无偿劳动和对被害人损害赔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国家司法行政系统应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落实公、检、法等部门的职能联动,并利用和保护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由于社区矫正的难点在于本身制度化程度不高,矫正方法有待逐步完善。     

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行确实部分优化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但它的一些规定又使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协调。第一，“延长生刑”后刑罚体系结构的再协调问题。从整体上看，死刑罪名的减少、年满75周岁的犯罪分了不适用死刑、新增应当缓刑的对象、确认坦白从宽等都有降低刑罚的作用，但生刑的调整特殊累犯范围的扩大、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增加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常见犯罪入罪门槛的降低或者刑量的增加又会抵消上述轻刑化取向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