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行为行政诉讼化的可行性研究

针对我国目前违法侦查行为的屡禁不止及现有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不少学者提出了将侦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畴的构想。但该构想在我国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却鲜有人予以探讨。通过从理论与现实基础两方面对侦查行为的行政可诉性进行论证，提出构建我国侦查行为行政诉讼化模式的两点建议：一是以现有的侦查体制为基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引入“预审法官”制度；二是对现有侦查监督体制细化和完善。     

冲突与平衡：人身检查与人权保障的双重分析

人身检查与公民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和身体权之间存在着冲突．域外国家大多通过立法规定了一系列适用原则与程序，比较好地解决了人身检查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人身检查的规定存在着缺失与不足，应借鉴域外国家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的人身检查辜法，实现人身检查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论科技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

“科技证据”是否科学，能否进入法庭调查并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标准是关键。在对域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科技证据立法的现状，指出中国立法虽然对科技证据有一些规定，但对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尚无规定，因此，主张吸收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     

美国:校园暴力愈演愈烈

４月２０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再次发生严重的校园 枪杀惨案，４月２４日克林顿发表讲话，咯呼吁国会通过对青少年枪支控制的《学校安全法案》。     

和谐社会视野下前科歧视及其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和实践中存在对有前科公民的歧视,由此造成有前科者就业困难,以致重新犯罪,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文章借助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剖析前科歧视的不合理性,提出应从立法和法院诉讼两个方面保障有前科公民的正当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债法的构造——总则存在之“真”

在民法典中设置“债法总则”编,这种编撰方式首先由德国人创造。就我国民法典设置“债法总则”编,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文章回避适用面的问题,从“总则”自身构造切入,首先通过追溯其历史起源,然后考察了债权概念、历史理论沿袭,技术使利、社会变化,得出了债法总则设立的必要与可行。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离开薄熙来的大连

"人虽走,茶未凉。"这一逻辑适合形容薄熙来和今天的大连。薄熙来在大连工作了16年,以市长的身份开始实施他"经营城市"的理念也有8年,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政治空间在大连这个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即便薄熙来离开大连已有3年时间,但这座城市或多或少还留有昔日市长的执政印记。     

宁波社区上演“折扣民主”

期望靠8个月的时间,民主进程就能一步完成,这显然过于理想化。更多的时候,理想化的民主只有打过"折扣"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以前只有一个"老板",现在却是两个"老板",对于胡斐斐而言,这是社区直选后出现的最实质性变化。胡斐斐原先是宁波海曙区月湖街道平桥社区的居委会干部,她直接听命于街道的领导。街道安排她的去向、指导工作,派发薪水,对她来说,街道就是"老板"。8个月前,平桥社区直选之后,胡斐斐的身份变成了"社工",新"老板"--社区管理委员会掌握了聘用"社工"的权力。然而原先的"老板"并没有完全放权,依然掌握着"社工"工资的发放权,尽管在最初构想中,新旧交替之后,街道应该完全退出社区的"权坛"。新"老板"握有人事权,旧"老板"掌握财权,分权而治的局面使胡斐斐这样的社工们处于一种尴尬之中--两位"老板"不闹矛盾则罢,一但闹起矛盾,社工将不得不面临选择--该听谁的？     

南京啊南京有一种力量叫“包装”

上海适合做情人,南京适合做老婆。一位朋友如此评价上海和南京。在他看来,上海时尚、花哨、活泼,典型一个都市女郎形象,第一眼看去就会被诱惑;而南京更像一个大家闺秀,温和且内敛,朴实又稳重,但如果不花大量时间去接触感悟,很难发觉其内在之美。但是,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接触、甄别,人们往往是第一眼之后便倾情相向。这个世界不再允许等待被发现。对人如此,对城市也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吸引眼球。在人叫"扮靓",在城市则为"包装"。把自己的价值、实力、精髓挑拣出来,树立一个独特的、具有诱惑力的形象,以视觉的方式,让城市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