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中金融债权的保护

近年来,我国相继确定了若干企业改革试点城市。这些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在实施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等改革措施时,可享受试点优惠政策。这些试点政策的实施,使金融债权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使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我们有必要在促进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研究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一、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带来的债权问题1996年,国务院企业改革联席会议决定,将原来18个一优化结构”城市扩大到50个大中城市,后又增加8个城市比照试点。根据试点优惠政策,参加试点的企业,如果宣告破产,则企业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历尽艰难曲折,其历史经验为：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挫折中不断摸索新的斗争方式和路径;从首先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选择根据地的中心位置、发展方向、发展方式;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都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这些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试论仁化暴动

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畏白色恐怖,以武装斗争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仁化暴动便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仁化暴动不被党史界所关注,笔者认为,仁化暴动不能被忘却,要进行深入研究。一、大革命时期仁化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为暴动打下深厚的基础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快速发展,尤其是东江地区。     

红军东路军入漳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入漳,攻占了漳州城。这次战役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年是红军东路军入漳80周年,重温这段光辉的历史,将给予我们历史的启迪。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的有利机遇1931年9月,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这时,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妥协退让,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上．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到1932年2月,短短4个月时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项英和陈毅（下）

长岭会议，项英、陈毅着手解决红军游击队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确定了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各政治主体相互关系的视角

目前,在日本政治中,选民与政党的关系因利益集团的衰退而尚未固定下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是由于行政改革处在较大的变化之中,决策过程中的议员与官僚的关系甚至有些紧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尚未成型下的外交方向不确定选择也影响到国内政治的变化。因此,持续的政界分化组合引起的政权更替使日本政治乃至政局在一段时间内难以稳定下来。未来的日本政治体制将仍以一个较大的政党为中心组建政权,选民通过政策取向决定自己手中的选票,政党主导决策过程的趋势加强,市民组织型社会也有所发展,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     

市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中 ,市民社会是基础性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的特殊性得到充分表现的世界 ,因此 ,市民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化 ,它所努力创造的是一个表现个人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观念世界。市民社会的文化既不同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统一性 ,也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所欲求的思想一致性 ,而是试图在多元价值目标并存的前提条件下 ,达致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个人生活的伦理意义和不同社会主体共同的理想目标     

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

在土地革命初期,联共(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表现了这样一种思路:通过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由湖南、湖北重新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新高潮。这种思路简言之,就是广东“速胜论”。为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中,最重视的是广州起义,一度把占领广州,取得革命在广东的胜利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这种思路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广州起义的失败,是这种思路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