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合作:未来十年中日关系

正笔者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关系每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分别为友好与合作的第一个十年、摩擦与合作的第二个十年、对立与合作的第三个十年、对抗与合作的第四个十年等。具体地说,在经贸领域一直呈现合作态势,但在政治、安全、历史、领土等领域却从友好发展为摩擦、对立乃至对抗局面。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日关系不容乐观,很有可能是冲突与合作的一个时期,因而未来十年中国发     

全面加强法院管理 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今年是政法工作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开局之年。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总结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政法事业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试论人大个案监督的若干原则

实行人大个案监督是我国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人大在进行个案监督时,除了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原则,事后监督原则,不干涉司法独立原则外,还应当遵守职权原则、效率原则及以程序监督为主的原则.     

把握时代精神 构建先进公民文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改革将会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各个方面"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协同推进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     

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

1930年秋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判断形势和敌我态势,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认真做好反"围剿"的政治动员等准备工作;积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化劣势为优势;抓住反"围剿"胜利后的机遇,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

1947年7至9月,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相继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区,尤其是中原南部的大别山地区。担任此任务的刘邓大军能否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能否顺利实现战略反攻目标的关键,也是影响解放战争整个战局的关键。邓小平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中表现出了大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实现战略转折、推进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敢于担当;具有全局眼光;善于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为以后登上更大的历史舞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很好的基础。     

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

明治时代,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宪政制度的意识是日本精英的主流意识,存在宫中集体的专制君主与政府的立宪君主之间的对立,立宪君主占上风。近代日本建立的以天皇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把天皇塑造为近代国家的象征,通过向民众灌输忠君爱国意识,培育出国家的奉献者,这一社会形态在日本迅速发展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也导致国民易于盲目服从,当国家出现方向性决策失误时,民众疯狂地为天皇所代表的国家献身,最终结局是国破家亡。     

论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涵

遵义会议产生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种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3年半,尤其是经过七年多的土地革命战争,从中央到地方,锤炼出一批求真务实、有实践经验、有领导能力、忠诚党的事业的干部,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时,尽管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但正确力量的发展已经超过错误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成熟,这是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历史土壤。其内涵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信必胜,勇往直前。     

一部颇具特色的地方抗战史专著─—评《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

由山西省文志研究院著的忡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一书,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全面、系统而又高度概括地论述了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八年抗战的战斗历程,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地方党史学术佳作。该书具有以下风格和特点：一‘站在华北抗战及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抓住党的领导这一主线,审视和描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抗日战争的光辉历程,总结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首当其冲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而山西又处于华北主战场的中心地位,因此,在山西发动和领导全民族抗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

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策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但这次争论并未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及时调整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直到9月,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都出现了明确的不能再举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才开始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