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认定的证据法学解读

实体法上广为讨论的犯罪故意认定问题,最终要在司法证明过程中进行.在罪过难辨的疑案中,裁判者应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故意这种“无法定义只能描述”的复杂心理现象,以实体法上的抽象概念去界定不如以证据法上直观的类型化判断来把握.故意“概念的类型化”,是以认识程度和意志程度之强度互补的弹性组合...     

青年数字游戏娱乐的碎片化倾向——以掌上游戏为例

伴随新传媒时代的来临,青年的数字游戏消费日趋娱乐化和碎片化。在平台众多、软件丰富和功能全面的掌上游戏消费中,主流消费者为青年。因消费目的和理念的迥异致使青年的数字游戏娱乐逐渐走向碎片化。消费数字游戏的青年可细分为核心玩家群体、休闲娱乐一族、消费时代的跟风人群和追求身份认同者等几类亚文化群体。     

“平民文化”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平民话语权或平民利益的保障与否,已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是否公正、合理与道德的标志。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历程,重新审视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并就此分析“平民文化”话语权的当代走向,以从制度、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来保障“平民文化”话语权的通畅,积极反映群众生活实践与诉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包含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和实践智慧。     

“公务员不好当”,是好事

正一位夫妻月合法收入达8000元的中部地区公务员,在媒体"吐槽"说,如今管得严了,隐性收入没了,礼品也没了,他感叹"公务员不好当了",并泄气地表示"考虑离职"。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迅速被眼尖的网友从信息海洋中挖掘出来,加以凸显并调侃。"不怀好意"的网友们无情地将其姿态定性为面对中央禁令的"撒娇"。当下,几个时间节点的交错,使得公务员的境况,正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风险时代的敏锐感受——当前青年科技工作者安全感现状及其特征

基于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资料,对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安全感的基本现状及其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感、财产安全感、医疗安全感、食品安全感、工作安全感、隐私安全感和社会总体安全感七个维度。分析发现,当前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安全感程度不高,社会总体安全感以一般程度为主要特征,并呈两极化分布。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带来了大量潜在的“知识与不知合成”的风险,个体不得不面临系统矛盾,使得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安全感更具有时代特征。     

新文学本土化理论引论

新文学本土化问题正为学界重视,但是其理论建设却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文学本土化问题与文学创作的目的、特点等密切相关,它的基本内涵包括本土内容、本土思想和本土接受几个方面。从文学史看,本土性特点是绝大多数优秀作家作品的重要前提。新文学也有过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其道路曲折,成绩也有限。当前文学本土化最迫切的任务,一是真正客观地认识传统,二是追求对生活的深度表现。当然,文学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完全对抗,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和谐统一之处。新文学需要将以往的现代性中心转移为本土性中心,最基本的工作是回归文学本体和调整与大众的关系。     

民事诉讼上的非法证据排除:理论学说与认定标准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因系平等的私权主体,在调查收集证据上往往不可能动用强有力的公共资源.除了在证明标准上有较低度的要求以外,为了缓和举证上的压力,有关法律仅在有限范围内采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以尽可能在更为广阔领域范围内承认证据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以便尽可能限缩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及其排除规则的应用...     

现代诠释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精神分析与诠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元、双向的。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上支持了古典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和发展,而在现代诠释学家那里,精神分析既被当做重要的"文本"来解读,又被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工具。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成为现代诠释学创立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解读文本,例如,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利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以揭示精神分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它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经久不衰的多元价值和意义。     

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以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事件为例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以政府财政信息为指向的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行动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以公民名义提起的象征性行动主要目的是检验《条例》及其规则的效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施加信息公开的压力。象征性行动表明了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质性目标的障碍,体现了公民的行动策略及多元目标诉求,也具有权利表达、厘定政府责任并重构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多重意义。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民成为《条例》的实施者,具有推动信息公开的良好激励,而且公民申请实践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The Common Law/Civil Law Divide: Residual Truth of a Misleading Distinction

Ⅰ.IntroductionThe contrast between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systems of civil justice is often expressed by juxtaposing adversarial and inquisitorial models of procedure.On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models,civil litigation in common law systems then appears as controlled by litigants who present their respectivecases to a passive judge,and its civil law counterpart as controlled by an active judge who conducts an in-quiry into the facts and the law of a dispute.But while these two contrasting models capture many salient